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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欧阳予倩院长就把侯宝林推荐给她。就这样，贺健便与侯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使她在教学中获益匪浅，取得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却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前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原来，她去拜年时，侯先生早就走了。而每次他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先生究竟是到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
全是他的恩人。
这就要说到他给老舍先生拜年的故事了。
在侯先生一生里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一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伟大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当时我们党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极“左”的东西基本在左右着文艺活动的方向。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大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关注。最后竟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因而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肚子的程度。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先生。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因为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就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 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 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才又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给他们提出希望，让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进一步建议提高相声的品位，还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打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常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一贯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并与侯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 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他们帮过大忙，恐怕给他介绍了吴、常二位大师和学者也是原因之一。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拗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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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二三事（3）
对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一样。
三
侯先生的拜年，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他除了给像老舍、吴晓铃、罗常培这些大人物拜年而外，还要给一些普通人去拜年。而且也是年年必去。比如，在侯先生的自传中提及的马三姐和晁师傅等，便是他每年必拜之列的两位。这些人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侯先生仍几十年如一日； 年年都去给他们拜年，而且每次去都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接济。
何故？
说起来原因倒也简单。就是因为在解放前，侯先生正处于啼饥号寒的境遇时，他们曾伸手给过他以无私的援助。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而没钱住店。他只好到处“借宿儿”，即在收场子的时候，帮人家叠叠戏棚子。等睡时，把叠好的戏棚子往三条板凳上一搁，钻到里边儿就解决了睡的问题。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戏棚子太薄，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老欠着租被子的钱。那家人姓马，是回民。他一没钱住店，就只好去找马家租被子。时间一长，欠的钱就多了。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我爹要问，你就说给我了！”年幼的侯先生一直心存感激。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侯先生却终生不忘。对晁师傅也是一样。晁师傅对侯先生的帮助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就更小了。他就是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所谓“两面焦”，就是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当时侯先生虽然个子不大，但肚子里没油水儿，吃的特别多。他要在晁师傅那里买着吃，就只能买四个，吃不饱。晁师傅就让他敲面铺的门买一点面回来，给他用剩火烙。这样儿，他就能吃五个，他就可以吃饱了。侯先生对此也是终身不忘！“没有这些人，哪儿有我侯宝林呢？”所以，侯先生除给一些诸如老舍等曾为救活相声做过贡献的人拜年而外，就是给像马三姐和晁师傅这样儿的人去拜年。
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儿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的什么‘无产阶级道德’之类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从而，他不仅没受“四人帮”那套歪理的影响，反而一直这样儿坚持做了下去……有些人生活好了，像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侯先生就陪他去喝二两。对马三姐也是这样。经济上不需要帮助了，那就过年去看看她。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报答并不难。但年年如此，永生不忘，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恩图报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崇高境界了。而侯先生就是一个具有这样境界的人。另外，相声界乃至曲艺界曾受过他无私接济的人就更多了。侯先生是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收入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据耀文和侯錱说，他们小时侯生活并不富裕。侯是侯先生的爱女，但却很少穿新衣裳，穿的竟是哥哥们穿小了的旧衣裳。但在接济别人时，侯先生却从不吝惜。先生在世时曾有人撰文褒扬过他的这种品质。但他对此却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很多都是这样儿的。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逼出来的。我们不那样互相帮衬，就活不下去……”我以为，他最终能够成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除了他本人具有天才和勤奋这些条件而外，那就在他的人品了。否则，他断乎是不会有这样崇高的威望的。
侯宝林先生的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说观众永远是他的衣食父母，而观众，则永远认为他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演员。
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他却依然而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9月5日修改
父亲和土簸箕的故事
侯耀华
记得那前儿家里有个土簸箕，用了很多年那种，用破了就用铁皮补上，再破再补，再破再补，最后，那土簸箕沉的拿不起来了，都是补的铁补丁。我呢，就趁我父亲有一天不在家，把那个土簸箕，连带一个分叉掉了毛的笤帚，全请入垃圾堆了，心想：终于给他哥儿俩处理了。
晚上等我父亲回来，看他特美，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你看，人要是勤谨，就是有好处。嘿！我倒土多走了几步，就看见这个了！一笤帚还有一土簸箕！还挺好！我就给拿回来了！”
！您猜怎么着？我父亲愣是把我扔的那哥儿俩又给请回来了……
当时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这事呢，体现了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老艺术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们都要好好学习，可别把这种好作风丢了！
2006年10月11日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1）
于连仲口述 于雷执笔
1952年我和弟弟于春早参加了东北军区文工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兵。我们那时表演的节目都是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排练的新相声，如《贾博士》、《思想改造》、《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解放后的优秀作品，在深入基层为连队战士演出时十分受欢迎。部队首长也对我们很重视，还下达了新的学习任务：让我们回北京去找侯宝林先生学习，为期三个月，学习三段相声。
我记得大概是1954年5、6、7三个月。那时天气很热，我和于春早、刘祖法来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8号侯先生的家。这是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后院住着房东，侯先生一家就住在前院。
当时侯先生也就30多岁，看上去博学智慧很帅气。侯夫人王雅兰女士也很年轻漂亮，她原来是有名的京剧演员，和侯先生结婚后，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就告别了舞台，在家相夫教子，照顾全家人的生活。
侯先生夫妇住三间北房，岳母带着侯耀华、侯耀文、侯住在南房，我们三人住在西厢房，东厢房是厨房和厕所。刘祖法是创作组的，他的任务是向侯先生学习相声创作。我和春早学习相声表演。
侯先生和侯夫人知道部队领导给我们布置的学习任务，十分支持。侯先生决定亲自教我们他的代表作品《戏剧杂谈》、《空城计》、《夜行记》三段相声。
回想这三个月，可给侯先生夫妇累坏了。当时，侯宝林是誉满全国的相声名家，是大演员，跟我师父郭启儒先生刚刚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他们的合作被相声界称做“黄金搭档”，当时正处于表演事业的高峰，演出任务十分繁忙，在北京的各大剧场、各大单位演出不断，有时还去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说相声。侯先生是大家，也是严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三个段子，不仅集中了京剧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还是倾注了侯先生多年研究相声的心血、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代表作。这三块活是他的“杀手锏”、“看家活”，也是轻易不传人的。既然教了我们，侯先生是不允许我们马虎过关的。虽然我和春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学过一些京剧基本功，在沈阳军区文工团也学习过形体训练，可是在侯先生眼里我们学的只是皮毛，跟他的要求差得远呢，根本谈不上有身段。于是，侯先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每天一大早儿，我们去陶然亭喊嗓子。回来后，由侯夫人教我们练起霸、云手、跑圆场。她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严格把关，直到我们做得符合标准为止。到了九十点钟，侯先生起床洗漱之后，沏上茶给我们排练节目。
侯先生住的正房三间，里屋一间是卧室，外屋两间是客厅，我们就在客厅里排练。我们哥儿俩一张嘴，侯先生就急了。因为我们俩在相声改进小组时，说的还是“京字京腔”的北京话，去了东北两年，下连队为战士演出体验生活，接触的都是东北人，我们俩也学了满口的东北话。侯先生说：“这哪儿行啊！你们俩可真机灵啊，去了东北两年就学会了地道的东北话，要唱二人转行了，可咱们这是相声啊！以北京话为基础是相声艺术的特色，说东北话就不对了，得改！”就这样，他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改，一招一式地排练，刘祖法在一边记录着。
那时，侯先生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