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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养母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白玉泉，1892年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生。家住北京东边的三间房，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地方，娘家是正儿八经的旗人。上面这张照片是我母亲5岁时跟着她娘（天津人管母亲叫娘）回姥姥家参加表哥婚礼时拍的。母亲的右边是她15岁大的表哥，左边是她19岁大的表嫂，前排是她娘和姥姥。
母亲的养母在娘家排行老大，做的一手绝好的针线活儿，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衣服都指着她，因此舍不得让她出阁，倒是先把两个妹妹嫁了出去，直耗到26岁才给她找婆家。在那个年月；女孩十二三岁就有人来说媒了，26岁已经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了。男方自然也是大龄青年，听说结婚时还瞒了岁数。就为这事儿，夫妻感情受了影响，因此婚后几年没有孩子。经热心人给撮合，也是为了积德行好，他们就收养了我母亲。这位养母还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母亲遇到的这家，家境不错，算得上是小康，母亲还能跟着养父识字读书，后来长大学习京戏。只是养父的脾气不大好，爱发火，在后台，大伙都有点儿怕他，人送外号“咬牙王”。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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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孤儿（2）
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尽管我们从小几乎没有见过他们。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件老人随身穿过的旧衣服。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听母亲说，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如果说老人有私心，怕我父亲找到亲生爹娘后不再赡养他，那么，为什么到他临终前还要保持缄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承诺过什么吗？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父亲一生拜过三位师父，即：拉胡琴的颜泽甫和说相声的常宝臣、朱阔泉。据当时的报刊透露，常老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倒卧”在北京背阴胡同医学院门旁；朱老师则暴病逝于1942年（详见侯一尘悼念大面包文，原载《游艺画刊》1942年）。因此，父亲后来多年尽孝的就应该是对其最为“严厉”的颜泽甫师父。又听说师父、师娘不是一家，也就是说父亲供养的不是颜师娘，而朱师娘直到“改革开放”前还在世，且由三个女儿赡养。那么，就此推理，父亲一直侍奉的师娘就应该是常宝臣先生的夫人—常师娘。
我想，我的父母能够走到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有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他俩都是孤儿；第二，自幼学习京戏；第三，社会关系大都与戏班子有关。听说，父亲当年向母亲求婚，姥姥有点不乐意，倒不是嫌父亲太穷，而是嫌父亲已经有过两房妻室。听了父亲的身世，姥姥点头叹了口气说：“唉！咱们这也算是孤的爱苦的吧！”就这么着，答应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来自信的父亲一生惟独只佩服母亲，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2007年2月26日
摇摇篮的手（1）
侯錱
“The hand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这句英文成语翻译成中文是“摇摇篮的手统治世界”，意思是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个女人在支持他。但要说起我父亲背后的这只手，就必须先从我母亲的养母说起。虽说我父母是自由恋爱，但没有她老人家的首肯，这门婚事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父母订婚时，男方家长是我的舅爷张全斌，女方家长是我姥姥王白氏，当时双方订立了一份口头协议—因为王、张两家均无后，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要姓王，第二个男孩要姓张，以续王张两家的香火。可见，当时双方家长同意这门婚事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以牺牲两个儿子的姓氏为代价的，不可谓不苛刻吧？不过后来，这份协议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履行，估摸是解放了，人们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看得淡了。不然，我俩哥可能会一个叫王耀华、一个叫张耀文，那样，我们家就得唱《红灯记》了。
我姥姥（我们叫她奶奶）在我们老侯家是一等一的功臣，不光我母亲，就连我们兄妹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拉扯大的。王家收养我母亲时，姥爷王德山已经39岁，姥姥王白氏31岁。茹苦含辛，悉心培育，待到母亲20岁唱红能够挣钱养家时，老两口已然一个“知天命”、一个近“花甲”了。又两年，母亲总算可以自己“挑班儿”了，一家人跑码头来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长，姥爷突发高血压脑溢血，在他60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儿寡母，流落异乡，顿时没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亲22岁，台上台下处处人见人爱。先是戏园子的老板，见母亲是棵“摇钱树”，便要她“卖身葬父”，硬逼着母亲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钱来办丧事。接着一个国军军官硬要娶母亲做填房，放出话来，只要同意，不论买房置地还是开买卖，老太太一句话的事。总之，软磨硬泡，外带24小时派人“保护”。老太太就一句话：“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缺德！”后来，有朋友托了火车站上的亲戚帮忙，母女俩连行李也没敢带，登上一辆即将发动的北上列车，逃回了天津卫。
我们兄妹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段“家史”教育。无疑，我姥姥觉得这是她生平干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说相声的穷小子。在那个年月，虽说都叫“戏子、艺人、吃开口饭儿的”，同处“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戏的在演艺圈里“拔尊”，就拿我母亲说，她在京戏演员里顶多算个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银却是像我父亲这样蹿红的相声演员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许闺女“下嫁”，尔后不久，这个女婿又红遍了大江南北，且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谁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别看我姥姥没上过学，却也识文断字，一张嘴就是成语。原因是她天天听话匣子，听评书听京戏，受的是“戏文”教育。里面虽然没有数理化，但是对中国历史、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一点也不陌生，要不，过去怎么有句话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呢？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不是用芦花给前妻的孩子做棉袄，就是把炒熟的麦粒拿给前妻的孩子去播种。就连妇女哄孩子都会说：“别闹了，你要把我气死了，你爹得给你找个后娘。”孩子听了立马就消停。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摇摇篮的手（2）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属马。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不论扑克还是麻将，两圈儿过来，谁手里有什么牌，什么路数，他早已心知肚明。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是个扑克迷，无论到哪儿演出，总要带个牌手。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午夜，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正所谓“腰里别副牌，得谁跟谁来”嘛。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 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父亲临走前，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住院的咪咪，嘱咐她安心养病，等父亲回来就接她出院。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小妹去世时，姥姥已经70多岁了，我们兄妹三个年纪还小，不懂事，谁也帮不了母亲。别人我不记得，只记得我自己那些日子好像比平时乖了点儿，没有总嚷着肚子饿要吃饭，也没闹着要出去玩儿，其他，什么也没为母亲做过。父亲一走就是几个月，现在想想，父亲在外面的那段日子也一定不好过。但是母亲一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家人，她自己必须硬撑，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内心的压力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门外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那时，外地来京的学员一般都是住在我家，尤其是从部队上来的，就住在我家的西厢房。父亲上午通常起得很晚，吃过午饭去上班，晚上演出后，一般得10点多钟才能到家。此时，他准是又饥饿又兴奋。母亲将酒菜端上，父亲边喝酒边给学生上课。一吃一说至少也得两个小时。母亲天天都得跟着熬夜，幸亏有唱戏的底子。不过，他们的这种作息时间，与我们孩子的大相径庭，一年到头，我们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就由母亲“代课”，由母亲教学员练习京剧的眼神、手势、身段、水袖、台步等等。这事儿，父亲的好几个弟子在回忆中都提起过。此外，母亲还要抽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譬如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义务演出等等。
母亲在外婆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为了不让父亲分心，她养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如果哪个孩子学习进步被老师表扬了，哪个孩子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了，哪个孩子懂事帮大人做家务了，她都会在晚饭时向父亲汇报。反之，如果哪个孩子生病了，哪个孩子功课不好跟不上了，哪个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