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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篮的手（3）
此外，母亲在创作上也给予过父亲许多帮助，例如：父亲有一段相声叫做《规矩》，是根据传统相声《规矩套子》改编的，其中一段：
……
甲 几个月的小孩儿不会说话。
乙 那么他饿了呢？
甲 会哭。
乙 噢，就是哭。
甲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赶紧给温奶。
乙 是了。
甲 灌好了奶瓶子。
乙 嗯。
甲 你别瞧他哭那么凶，只要奶瓶子往嘴里一搁……
乙 嗯？
甲 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乙 吃了。
甲 跟大人不一样。
乙 噢？
甲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炸酱面？
乙 啊，他吃不下去了。
甲 就是啊。
乙 嗯。
甲 他那哭也是语言，就是告诉你他饿了。
乙 饿了。
甲 给你提意见呢！ 你得赶紧给他吃。
乙 那可不。
甲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乙 是啊。
甲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
乙 噢。
甲 不哭了他可嘴急，你这一动他，他还没吃到嘴里头呢……
乙 嗯？
甲 这会儿他就吭哧，北京话叫吭叽。
乙 吭叽，怎么个样？
……
甲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乙 是啊！
……
甲……你说咱们要有个聚餐宴会什么的，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吭，吭，吭，吭……
这一段就是我母亲的创作，很明显，只有哺育过孩子的妇女才能对孩子的一举一动有如此细微的观察。当然，能展现母亲才智的不只这一段，尤其是父亲那些和京剧有关的段子，父亲总会很虚心地听取母亲的意见。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旧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2007年3月5日
我当年的住处
侯宝林
从我进入社会起直至1948年底，北京就没有景气过。我8岁时，北京刚刚有了当当车（有轨电车）。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官员、富商相继离去，穷人更加明显地多起来。就说我住的那条胡同—福寿里（原名中官房）吧，南北几十户人家，整条胡同只有一辆自行车。
福寿里当中有一个大坑，附近的垃圾都往坑里倒，这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就业”—捡煤核儿提供了方便。我住的19号院，东墙外有一座齐墙高的土山，那是用全院多年的垃圾堆成的“假山”，站在“假山”上鸟瞰院子全景，你会惊叹北京的老瓦匠真有本领，全院9间房找不出一块整砖，最大的是六七分头。墙壁全是四周垒碎砖，中间抹灰，北京管这种房叫“棋盘心儿”。
北房东头第一间住着一位爱干净的老头儿。所谓干净老头儿，也就是外衣没破口儿。我捡煤核儿以前身上比较干净的时候，还到他屋里串过门。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屋里连续打嗝儿，老头儿说：“我窗台上搁着三大子儿（铜板）是你拿去的吗？”当时我吓坏了，急得出了汗，忙说：“没有，我没拿！”老头儿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没拿，为了治你打嗝儿。”老头儿一吓我，我真的不打嗝儿了。于是，我跟他学了手治打嗝儿的方法。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听说，母亲的师父就有好几位，但是名气都不大。正如我父亲所言，名（明）师有两种：一种是有名的，另一种是明白的。大概，母亲的师父都属于后者。我姥爷王德山在戏班儿里是后台管事，自己也会说戏，人称“戏篓子”。如果某天某戏中缺少了什么角色，演员需要现“钻锅”，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爷，没有不会的戏。若是遇见一位“棒槌”，说上N遍还不明白，尤其是在台上出了错儿，就像我父亲相声《戏剧杂谈》里说的那位跟着三旗儿走，站错了队，“还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会怒其不争，紧咬钢牙，因此，被人送了一个“咬牙王”的绰号。他给我母亲找老师一准找“会教戏的”，不找“会唱戏的”。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母亲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应该已是台柱了（见大观园戏报）。1943年她和我姥爷加入由刘汉臣领导的“共和社戏班”，当时的《天声报》说：“共和社戏班，由刘汉臣领导，出演上光明戏院，成绩尚佳。”要说明的是，此刘汉臣先生，并非被军阀褚玉璞枪毙之刘汉臣，不过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内有老、小刘汉臣之分。后来，母亲还与宁萱领导的奎德坤剧社短期合作过。1943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约王伶担任大轴，并约勇猛武生何宝童加入演出云。”请注意“不惜重金”四个字，母亲曾对我们兄妹说过：“你爸爸一个月挣七百时，我就挣两千了。”母亲甚至还说过，他和父亲成家时，父亲只买了一对痰桶。这对青花白地的瓷“痰桶”（或许应该称“尊”）少说也有60 公分高，敞口，器形很像花觚，颈部是芭蕉叶形图案，做工精美，发色诱人，底部有款，蓝色双圈，记忆中好像是“光绪”年款。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任何展会或拍卖图录上见过此物，博物馆中也未见过。1967年我家被迫迁往麻花电台后就再没见过此物。可能“破四旧”时砸碎了吧。不过由此可知，父亲“玩瓷儿”至少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据说，由于战乱，那时的瓷器不值钱，除非“清三代”的官器。
从本文选用的几张广告中，可以看到我母亲当年和许多著名的京剧、评戏甚至文明戏的前辈都同过台。如：刘俊文、李和曾、齐和昌、马祥麟、贾多才、何宝童、费玉策、筱俊亭、宁萱等等。其中李和曾、费玉策二位叔叔直到“文革”后还与家母保持联络，昵称“发小儿”。
母亲的戏路很宽，文武皆能，是否练过跷工不能肯定，只恍惚记得小时听大人们说起过。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母亲拿手的剧目有：《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四郎探母》、《玉堂春》、《法门寺》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忍痛卖掉了部分行头和头面，其余的均毁于“文革”，如今只剩下一双浅粉色高底儿绣花彩鞋，成了永久的纪念。
在我读小学以前，母亲还教我唱过《小放牛》，后来看我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只好作罢。母亲偶尔也玩票，都是应宣武区政协之邀的义演。那时我还没上小学，看她演过《拾玉镯》中的孙玉姣和《樊江关》中的樊梨花。在《拾玉镯》中和她演对手戏的是我家对门邻居—“和”字辈著名小生徐和才先生，徐先生扮相和唱功都十分了得。只可惜天妒其才，不惑之期（大约1960年左右）就因心脏病辞世。徐夫人与我母亲交情甚好，一直以姐妹相称。徐先生之女徐洁、女婿姜文华都是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过去，常为我父母医治旧疾，也算是通家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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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台（2）
据我掌握的资料，自1941~ 1944年母亲在天津演出的场所就有河北天桂、小广寒、新中央、升平、上光明、大观园、大观楼、中国大戏院、聚英等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