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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台（2）
据我掌握的资料，自1941~ 1944年母亲在天津演出的场所就有河北天桂、小广寒、新中央、升平、上光明、大观园、大观楼、中国大戏院、聚英等多家。其中在大观园时多次与我父亲同台，也有与我外公王德山及我父三人同台的记录。
已故的曲艺史学家王决前辈曾写过一篇叫做《侯宝林反串京剧喜结良缘》的文章，文中记述了我的父母因合作京戏而相识，以至最终结合的事：
侯宝林最惬意的是1944年他和旦角演员王亚兰（雅兰）合作在天宝大戏院演出《四郎探母》，王亚兰扮公主，侯演前后的萧太后，中间演小生杨宗保；演《法门寺》，王演孙玉姣带宋巧姣，侯演贾桂。有一次演出全本的《玉堂春》，王亚兰演苏三，侯宝林先演解差崇公道，后赶巡按王金龙。因为事先没排演，临到园子时，才发现了问题。因为，前场崇公道下场后，紧接着下一场王金龙就得上台。侯宝林卸妆、换妆的时间太紧。还是侯宝林脑子快，他对演蓝袍的演员说：“崇公道下场后，请您加个过场，编几句词儿，按《黄金台》的路子，唱二黄，先是导板、碰板再转四句原板，然后自报家门，接着唱两句散板。有这工夫，我就能打扮整齐上场了。”结果，演出时效果很好。王亚兰很钦佩侯的机智、热情和对京剧的熟悉，侯宝林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合作了两年，彼此配合默契。到了1946年水到渠成喜结良缘。
母亲曾开玩笑似的对我们讲过她和父亲同台时一件不为外人知的往事。《审头刺汤》原是《一捧雪》中的两折，最初是昆曲后翻成皮黄。剧情大意是：明嘉靖间太仆寺卿莫怀古曾于风尘中提拔裱褙汤勤，并将其推荐与严世藩。汤为谋占莫妾雪艳，唆使严向莫索取玉杯“一捧雪”，莫以赝品献严被汤识破，密告。严怒而搜杯。莫被逼无奈，弃官逃走。严命校尉拿获，并令斩首。其仆莫成甘愿代主受戮，莫怀古才得逃脱。不幸又被汤勤识破死者非莫怀古，人头解京，锦衣卫陆炳奉旨勘审，汤勤会审。陆看破汤意在得“雪”，乃佯将雪艳断给汤勤为妾，汤遂不深究。洞房中雪艳刺死汤勤，报仇后自刎。
当年在天津，奚啸伯、侯玉兰二位名角演此剧颇得好评，报称“红花配绿叶”。我的父母是哪年在哪家戏院演这出戏的，一时还说不清楚。总之，母亲演雪艳，父亲演汤勤。演到结尾，戏也进入了高潮，母亲手中高擎宝剑向演仇人的父亲刺去，父亲本应顺势倒地。不想节骨眼儿上“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父亲改说相声多年“武功尽废”，腰里吃不上劲儿，一不小心倒在母亲手臂上，母亲暗想：怎么着，想占我便宜？一生气立马抽回手，父亲摔了一个“铁板桥”。虽然得了个满堂彩，却落了个对母亲不敬的污点，着实熬头了不少日子。后来母亲得知真相，心里还真有几分歉疚。没准儿，就是由此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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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上银幕
侯宝林
从西北回来之后，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我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第一次体会到我们艺人翻身当家作主的光荣感。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51年的秋季，我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的通知，邀请我去参加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工作。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剧本，我扮演其中白二立一角，相声演员演相声演员，我当然是高兴的；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上海这个大城市。其实，北方曲艺演员到南方去演出，历史已很悠久。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北方人比较多，北方曲艺在那里演出，可以连演三五个月卖座不衰。其他地方，像芜湖、合肥、武汉都是水旱码头，北方人也很多；这些地方所在的省跟河南搭界，彼此语言相通，在那里北方曲艺演出也都有市场。
我到上海，受到上海电影局局长的热情接待，也受到上海戏剧界代表周信芳先生的热情接待，使我深刻体会到新旧社会的不同。记得1946年，唱戏不上座，那时正是糟蹋艺术的年代，上海天蟾舞台想找个新噱头，就约我到上海去演出，不是演相声，而是要我跟某些女演员配演《纺棉花》。他们利用我能够学四大名旦的唱腔，学四大须生的唱腔，学小生的几派唱腔，也能学萧长华老先生的声音，就想让我去搞噱头卖座儿*。这件事是某小生演员给我搭的桥，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正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一时没有答应。因为我是个相声演员，说相声，有点小名气；要唱戏，我就得掂量掂量我的分量，而且那时上演《纺棉花》这样的戏，社会舆论并不完全赞同，我是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就在这时候，忽然起了一场风波。上海某“国剧”（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一带把京剧叫国剧）艺人，他又是公会负责人之一，反对我演“国剧”。小报上已经骂开了，好像我是个说相声的，不是唱戏的，到上海去唱戏就不配。我一听说这些情况，更不想去了。事隔多年，全国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邀我去演电影，而且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回忆起过去的情况，更增强了我对新社会的热爱。到车站迎接我的人，其中有南方著名滑稽演员周柏春和姚慕双，这是艺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锦江饭店。
《方珍珠》开拍很顺利。导演是徐昌霖，演员有小王玉蓉、魏喜奎、孙景璐、顾而已、高占非、顾也鲁等，阵容很强。电影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从1952年1月1日起，上海所有电影制片厂要联营合并了。当时我们还拍了一个相声纪录片，就是那个《杜鲁门的画像》。这个短片原来打算同另一短片一起放映，因为电影制片厂忙着合营，拖了些时间；后来杜鲁门下台了，这部片子失去了时间性，就没有怎么放过。
拍摄《方珍珠》是我登上银幕的开始。1955年，我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又拍摄了《游园惊梦》喜剧片，是讽刺那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在1979年又拍摄过一部名曰《笑》的纪录片。拍电影，是我解放以后新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方珍珠》
原 著：老舍 改编：陶金、昌霖 导演：徐昌霖
演员表：陶金 饰 破风筝 小王玉蓉 饰 方珍珠 孙景璐 饰 方妻
侯宝林 饰 白二立
魏喜奎 饰 大凤 顾也鲁 饰 王力 郭启儒 饰 黄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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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游园惊梦》
侯宝林
我说了二十多年的相声，一直是在电台上广播和舞台上演出的。在水银灯下拍电影，是解放后1951年才开始的。第一次是拍《方珍珠》，我演相声演员白二立；第二次是拍相声纪录片《杜鲁门的画像》，第三次是在《春节大联欢》中拍相声《夜行记》的前半部分。由于这三次完全拍的是相声或仅有关相声演员生活的题材，所以搞起来比较容易。
这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约我拍《游园惊梦》，我最初以为这大概和前三次差不多，在这部以介绍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为主的影片中，我不过是以“叙述人”的身份，做些释白工作而已，充其量在影片中再穿插一些简单的情节也就够了。但事实却不然，等拿到脚本，大家集体研究讨论把它发展了一步以后，我才感到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这个喜剧角色还挺难演呢”！于是在拍戏以前我看了一些喜剧影片，如《新局长到来之前》、《我们好像见过面》、《伊琳娜回家去》等等。当时我想到两个问题：一、相声艺术主要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而电影脚本中没有那么些台词，许多地方得靠细心的表演才能完成任务。二、中国喜剧是不是也照着外国喜剧那样来演呢？要在十年前那很好办，只要到处出洋相，抓噱头就可以啦！今天当然不能这样做。再有中国人的幽默，在夸张手法上是比较含蓄的，在塑造角色时，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拍片工作。
说实在的，我这个脑力劳动者从小到现在，像什么拿大顶、翻跟头，根本就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游园惊梦》中我得靠爬山、爬树、砸水果摊、跳水……来完成我的表演任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次艰苦的锻炼。当我在动物园爬虎山以前，我原以为虎山是石头堆砌的，心里一点也不在意，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脚磕了磕石头缝，石头里面发出了“咚咚”的声音，我可就心虚了，心想：哎呀！这座山表面上是水泥而里面却是空的呀！再害怕也没有用啦！只有拿出勇气来爬吧！拍完了这个镜头，从山上跳下来我对大家说：“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真可气，我虽然装他，但是却非常恨他……”
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在一块儿演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方面得演好自己的戏，同时也得时刻注意动物的表情，假若它心情不愉快发了脾气，甭说演员，连导演都解决不了它的问题。这得靠细致地耐心地跟它搞熟了才行。当我跟大象一起演戏的时候，的确心里扑通扑通有点紧张，这种紧张不是怕戏演不好，而是我听说大象曾经用鼻子打伤过饲养员，如果它看我有点别扭的话，我就有由演员变成伤员的危险。大家如果仔细看看这场戏的话，会看出来我脸上很不自然，说真话，那是吓的！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和大象交了朋友的？”告诉您，熟悉阶段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只有五分钟。这五分钟感情是靠半桶胡萝卜和二斤香蕉才巩固下来的。
当大家看到我扮演的这位头戴鸭舌帽、身穿秋装的游客，在秋风送爽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去逛动物园不慎落水的时候，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是大家决不会想到我实际拍下水这场戏的那天，已经是零下8度、刮着四五级大风的严冬了。我当时混身是水，几乎成了冰棍儿。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咧着嘴说：“哟！看电影多舒服哇！这照电影假戏真做可不易呀！”不易是不易，可这部影片喜剧的味道不浓，不够令人满意，观众们看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刚刚想乐而又乐不出来。这就叫“笑得不过瘾”，也就是说戏没有演好。
诚恳地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教给我怎样才能演好喜剧，我保证，如果能有机会再上镜头的话，演得准比这回强。
原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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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1）
侯宝林
1993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主席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人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枝笔提起来没有一吨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他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毛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夹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来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
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