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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不打就倒，响应你们呀！”还有，侯宝林交待说：“我罪大恶极。”红卫兵问：“你还有哪些罪行？”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文革”后，父亲的好友漫画家方成先生曾就此事提问，父亲笑着回答说：“都是群众的创造。”就此，一段“文革”时期的“公案”总算画上了句号。但“群众创造”不会止息，因为那是群众的智慧，它们既然不会被“文革”时的“风暴”所窒息，就更不会在风和日丽时凋谢。不然历史上怎么会有优孟、优旃、淳于髡、东方朔、艾子、徐文长、阿凡提……那么多民族智慧的代言人产生呢？
2007年7月22日
扫厕所的老头（1）
侯錱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父亲有幸成为毛主席亲自提名的十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关于这件事，多年来一直都属于“民间传说”。直到半年前，我家对门邻居—铁道部离休老干部宋国华阿姨，举着一本《邓小平年谱》让我看，才算是第一次得到“官方证实”。 原来“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也就是说从1966年6月，侯宝林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被揪出、打倒，直到1974年年底，毛主席已经不止一次地过问侯宝林的事了。然而，就是到那个时候，父亲名义上是“解放”了，“恢复工作”、扣发的工资也已解冻，但实际上还是“内部控制使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廓清。
前不久，我的另一位邻居—涂作潮纪念馆创始人涂胜华先生转给我一本由作者亲笔签名赠予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这本书是由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童小鹏伯伯撰写的。他在这本书的“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一章“关心保护党外民主人士”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记述：“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道：‘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680页）也证实了父亲的复出是由毛主席“钦点”这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事。但是尽管如此，父亲在其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日子仍然不好过。著名学者吴晓铃伯伯在《再生集》（侯宝林相声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1972年直到1976年4月之间，他（侯宝林）到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人一起生活；他到登莱海角和弄潮渔民共同劳动；他遨游珍宝岛和兴凯湖，给面对顽敌的国防前哨战士做慰问演出；为了亲验针刺麻醉的临床疗效，他到过许多医院观察手术，访问医师。但是，在这期间，他的愿望都成泡影，他的计划全同梦幻，他的作品只要“验明正身”便被立即执行“枪决”。他很难获得在剧场里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与在广播中和听众接触的条件。他曾断然拒绝过强迫他演出他所不愿接受的段子，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是否听到过他说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还乡团”和诬蔑丙辰清明群众革命风暴的作品，就可以“胸中泾渭分”了！这就使他处身于更加不利的地步。
这段描述真实再现了我父亲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京后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他来讲，不亚于“文革”初期“坐喷气式”、挨耳光和刷厕所；也不亚于在干校白天干重活儿晚上挨批斗。对于他，“写相声说相声”才是他生命之所在。直到临死前，他还在说：“只有在台上那30分钟我才是最幸福的。”下面的故事就是他那段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1994年的春节，我去给父亲的老友—全总文工团的曲艺作家许多先生拜年。那时，父亲去世已经快一年了，许先生见到我仍然很激动，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段1974年11月底，他和父亲一起去山东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的往事。
我记得听父亲说过，他们那次的胶东之行，主要是被派往有“海上大寨”之称的大鱼岛学习，但是许先生说他们历时一个月跑了七八个县。记忆中有招远县、海阳县、荣成县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海阳县。他还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前排中间两位衣着朴素的老者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是谁？原来他们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地雷大王于化虎和赵守福。电影《地雷战》中的民兵连长赵虎的原型就是于化虎。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海阳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地雷是当时最重要的作战武器。于化虎曾经先后研制出30多种石制地雷，他本人就消灭日伪军171人。为此，于化虎在1950年被授予全国民兵英雄、“爆炸大王”的光荣称号。赵守福也是海阳人，1919年出生，比于化虎小六岁，他曾参战200余次，杀敌138人。同样也是胶东著名的爆炸大王、民兵英雄。照相时许先生站在两位英雄的旁边，看得出父亲也是满怀敬意地站了在他俩的另一边。这帧照片是许先生去世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特意送给我的。据查，于化虎老英雄2004年7月20日去世，享年91岁。
扫厕所的老头（2）
当然，能让许先生记住海阳县的不止于此。还有下面这个故事。那是他们一行五人到达海阳的当天，因为下榻的县招待所楼里没有厕所。许先生和父亲就去楼外方便。厕所在大院的东侧，面积很大，想必是为了开会时可供多人同时使用的缘故。男厕一排二十几个蹲坑，蹲坑前有一条窄窄的排水沟，里边落了不少树叶木棍儿和便纸，一眼望去就知道出口有被堵塞的可能。许先生方便完，先于父亲回到楼里时，发现县委领导已经来尽地主之谊了。领导一一和大伙打招呼，却唯独不见主角侯宝林，听说人在厕所就叫秘书去请。
秘书来到厕所，见一个老头背对着门，身穿一套“青年式”棉服，蓝色的面料已经晒得发白，脚穿黑色的棉胶鞋，头上一顶破旧的呢帽，正用一根长棍认真地清理排水沟里的垃圾，便回去复命说：“找不着，厕所里只有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许先生听了，心说不能，就亲自去找，证实是个误会。用许先生的原话说：“当时县里的几位领导不知是惊讶、是敬佩还是不理解，甚至还有几分尴尬。”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其中一位对招待所所长说：“这回我们海阳县招待所要出名了，连相声大师、人大代表都来给我们打扫厕所了。”弄得所长面红耳赤十分狼狈。大伙儿都笑了，父亲却笑不出来，他最先想到的是给所长找了麻烦，心里十分内疚。晚上回到客房，父亲对许先生说；“不想刚出牛棚又犯错误，原是自己行为不够‘检点’，可人家所长招谁惹谁了，看来冤假错案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许先生就安慰他说：“这也怨不得你，这些年你尽扫厕所了，这也是身不由己呵！”
顺便说一句，父亲当时穿的棉衣裤，是我1969年去内蒙古插队时领的“知青服”，因为去的不是时候，女服都被领光了，只剩下一套大号男装。父亲正好要去河南干校，苦于身无御寒衣，就用了我的“知青服”。1969年父亲已是年过半百之人，听说还让他参加“青年突击队”，扛一百多斤的麻包。虽说残忍，却和着装很“匹配”。这套棉装他一直穿到“文革”结束。
2007年2月8日
侯宝林与新相声（1）
刘乃崇
侯宝林正式拜师专门说相声是在他21岁的时候，也就是1938年。北平（京）1949年解放时他32岁，不算过去从艺，专说相声已经是十一年了。他从北平到天津，从在前场表演晋升到“攒底”，提高了相声的地位，他自己也越来越出名了，然后又回到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军管期间，我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旧剧处工作，分工管理一部分曲艺工作，与不少当时活跃于舞台上的曲艺界著名演员逐渐熟识，其中当然也包括侯宝林。
旧剧处一开始就把从解放区带来的新曲词发送给演员们，同时组织编写新曲词，也号召演员们自己改旧的、写新的。很多曲艺演员争着学新段子，但其中并没有相声的新段子。到4月底，京剧评剧都有新戏排好演出了。马彦祥处长在大会上对曲艺界的落后提出了批评。
5月1日，唱牌子曲的演员G和Y到工厂去演出，他们说了一段旧相声《反正话儿》，被工人赶下台，震惊了整个曲艺界。5月11日，乐亭大鼓演员王佩臣第一个唱出了新词，其他演员也纷纷跟上。正在北平演出的相声演员常宝（艺名小蘑菇）和与他一同从天津来的曲艺杂技演员组织的“兄弟剧团”演出，把一个旧相声段子改成新词，没改好，演不出。这说明了写新相声或改编旧相声都比较难。
5月15日是阴历四月十八，曲艺界过去在这一天祭祖师爷。从这时起，他们提出把这一天改为曲艺节，并在###时决定，成立各种曲艺形式分组研究如何改进节目。相声组由马三立、侯宝林、侯一尘、常宝堃、刘德智等几位负责召集，他们各自在考虑改进的办法，并动手改旧相声，但一时还难搞出来。
6月5日，侯宝林因为改旧相声遇到不少困难，就到旧剧处来找我。当时，旧剧处已经改属于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了，还是原来的班子，我还继续负责一部分曲艺工作。侯宝林说：
我现在实在感到旧相声不好说，新相声说不好，太难了。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新形式，想要去学习，请你们帮我解决。
他是北平戏曲界、曲艺界最早提出要学习的人之一。
我为了侯宝林的要求到处奔走，“华大”没力量解决，就建议戏曲、曲艺界单独办个讲习班，这就开始筹备，到8月里举办了北平市戏曲艺人讲习班。讲习班办了两期，使广大的戏曲曲艺工作者提高了思想水平，改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是解放初期很重要的措施之一。而且，全国有很多地方也跟着办起了这样的讲习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成绩。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项工作是由侯宝林提出学习的要求引出的结果。
侯宝林在与我谈了要求学习的同时，他也正在改旧相声段子。谈话中，我对他改旧段子的努力予以鼓励。他在八天以后就把他初步改好的《婚姻与迷信》拿出来做实验演出了。那是在6月13日，当时在西单游艺社的曲艺演员们集中了一批新曲艺节目演出，这是在北平市第一次展示曲艺的大活动，同时，他们还向其他游艺社挑战，共同在竞赛中前进。旧剧处为了对他们这一活动的支持，当时请了不少文艺界的人士来听，有田汉、洪深、夏康农、欧阳山、沙可夫、丁玲、马彦祥、光未然、贾克、何其芳、舒强、艾青、赵寻等。演完后，田汉代表大家鼓励曲艺界继续努力，以求进一步提高、奋进。
这段《婚姻与迷信》是在1949年6月13日侯宝林首次演出的，到7月5日，他又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曲艺晚会上再一次演出。他自己后来说这段相声是在1949年底、1950年初始说的，是他记错了。在8集电视专题片《侯宝林》里，说是1950年4月侯宝林为宣传婚姻法编演的就更不对了。在《中国曲艺志·北京卷》里说是侯宝林在1951年改编的，就越发不对了。根据我当时记下的实际情况来纠正这段相声改编的演出时间，为的是说明，在北京解放五个多月的时候，侯宝林就已经开始改编演出这段新相声了，他是北京第一个说新相声的人，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个说新相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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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与新相声（2）
到1950年1月，在老舍、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几位先生的支持帮助下，侯宝林与孙玉奎、罗荣寿、侯一尘、刘德智等人一起组成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他们把旧相声拿来，大家讨论研究，逐字逐句地分析、改进，陆陆续续改出了十段旧相声，又编出了十几段新相声。侯宝林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相声改进小组对相声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小组里又是带头人之一，现在我们手里还存有1951年出版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特刊》。
侯宝林自己说：“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个人奋斗就是个人努力，我是靠努力学习成长起来的。”这话我们相信，从解放初期我与侯宝林的接触就看得出来
侯宝林与南方滑稽
王决
1951年侯宝林首次去上海演出时，只知道当地有用上海话说的相声叫“滑稽”，但没有接触过。1956年3月上旬到4月初，按照周总理南北曲艺要进行业务交流，促进共同繁荣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