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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让秦可卿死后嘱托贾家后事，土默热先生认为，《红楼梦》初稿中，秦可卿与元妃应为一人，是从《长生殿》中“杨妃”转化来的人物。所以作者让他“缢死”，死后让她以皇家礼仪出殡。但这样描写有干涉朝廷之嫌，所以修改时把元妃处理成主人公的姐姐；让秦可卿变成了东府的媳妇，致使元妃和秦可卿两人的死因都不明不白，引起诸多猜测。但作者在对东府的描写中，还不时闪过隐写皇家的痕迹，如“除夕祭宗祠”、“乌进孝进租”等，都是皇家体制，决非公侯勋贵之家的事情。在愚人贾瑞身上，作者让他取表字“天祥”，让他“正照风月鉴”而死，也隐约表达着作者对因《长生殿》致祸而产生的对朝廷的强烈愤恨和诅咒！《红楼梦》初稿中，元妃也是象征性人物，缢死的是元妃，嘱托后事的也是元妃，脱胎于《长生殿》的痕迹应该更为明显。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中使用的“意淫”、“爱红毛病”等特殊的不近情理的专用语，也进行了独到而恰当的解释。所谓“意淫”，就是言情文学创作或演出时作者的心理，既要表达至高无上的“情”，笔下又不能涉于淫乱，更不能为言情而实践“皮肤滥淫”。所谓“爱红毛病”，就是隐指言情传奇创作演出，因为当时的戏剧界，表现男女情爱成风，传奇作者和优伶，都有吃“女人口上胭脂”的通俗说法。《红楼梦》中醒目地使用这两个特殊词语，无非也是试图表示，《红楼梦》脱胎于《长生殿》，《红楼梦》作者是个在传奇创作中成就很高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八、《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之考证
土默热先生对《红楼梦》中一些非常奇怪的写作内容和手法，一度也感到十分困惑。例如，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什么一定要写成“甄贾”两个，并且要一个在“长安大都”、一个在南京？书中元妃的判词为什么研究了几十年，至今无人能够读懂？钗黛二人在太虚幻境为什么要合用一幅图画，合用一首判词？土默热先生感到，这些长期以来在红学界几乎成为死结的问题，按照常规的思路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决，在曹雪芹家庭找不到答案，在洪昇家庭也找不到答案。必须另辟蹊径，方可取得研究上的突破。
由于土默热先生是明清史专家，所以对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特别熟悉。土默热先生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乙酉事变”（即清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灭亡，这一年是1645年，即乙酉年，上一年便是甲申事变，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后，江南士大夫阶层对清政权多抱不合作态度，普遍持不食周粟的“遗民”思想。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写下大量揭露清军残暴的作品，也写下大量探讨南明政权因为“风云气少，儿女情多”，导致快速灭亡教训的著作。在这一时期，文人们对金陵城内“秦淮八艳”等著名诗妓与“江南四公子”等著名才子悲欢离合的故事情有独钟，往往借才子佳人题材来表现改朝换代的深刻历史教训。与洪昇齐名的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便属于此类作品；洪昇本人的代表作《长生殿》，表面上是写唐朝安史之乱，骨子里也是感叹明清兴亡！那么，《红楼梦》在创作的某一时期，是否也可能是借香艳故事写明清兴亡感叹呢？
土默热红学体系指要（7）
土默热先生经过精心考证，终于发现，《红楼梦》书中一系列不可理解的内容，放在南明背景下面去研究，都能够得出十分合理并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例如，书中之所以让宝玉“口中衔玉”而生，并且刻意设计了“真假”两个宝玉，正是按照南明时期在北京和南京先后发生的两桩“真假太子”案而创作的。书中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套用的是南明时期著名少年抗清义士夏完淳的诗：“二十年来事已非，不开画阁锁芳菲，那堪两院无人到，独对三春有燕飞。”元春本身也是按照南明时期的“真假元妃（童妃）”案创作的。“虎兕相逢”是借用吴梅村的诗，代指清朝军队，此时“大梦归”说明是死于清军下江南这一特定时期。元春生在“大年初一”，用的是孔子《春秋》的“春王正月”熟典，代指南明皇帝，“三春去后诸芳尽”，正是说鲁王、唐王、桂王三个南明政权先后覆亡后，抗清力量逐渐凋零的局面。这些证据说明，《红楼梦》创作初期，确实是一部表达南明兴亡感叹的作品，只是后来作者把作品内容和主题改了，由主要写“国恨”改为主要写“家难”，但这些描写仍保留下来，所以成了无人可以读懂的“死结”。
土默热先生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发现《红楼梦》中好多诗词并非作者原创，而是按照南明时期的妓女才子诗仿作的。例如，书中姐妹们分韵吟咏的《菊花诗》，原来是仿冒的董小宛、冒辟疆夫妇和他们的朋友杨龙友、梁湛至、郑超宗聚集在一起酬和的《菊花诗》。《红楼梦》中姐妹们分韵所作的《海棠诗》，原来也是仿冒的柳如是、谢三宾、程松圆等人聚众酬唱的《海棠诗》。这些《红楼梦》诗的原型的发现，更证实了《红楼梦》创作初期的南明背景。
土默热先生经过长期比较研究，发现《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爱情婚姻纠葛，初始时期是按照南明时期著名才妓柳如是，与著名抗清义士陈子龙和著名官僚文人钱谦益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创作的。“红楼”是柳如是与陈子龙相爱并同居的场所，“绛云”是柳如是与钱谦益婚后居住的藏书楼名称，《红楼梦》书中连居室名称都是按照柳陈钱三人的生活轨迹命名的。不仅如此，就连《红楼梦》这个“总其全部”的书名，都来自于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居时所写下的一首题目为《春日早起》的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陈子龙与吴乔不仅共同诗宗西昆体，而且同是几社成员，私交甚密，吴乔对陈子龙的诗词文章极为熟悉。由这个吴玉峰（吴乔）题名《红楼梦》，也正面回答了《红楼梦》作品的南明背景和陈柳原型。
土默热先生根据《红楼梦》的南明背景，对书中黛玉的《葬花词》进行了精辟分析：《葬花词》中，流露出浓烈的美人迟暮、漂泊无归情感以及对过去“香巢”、“燕子”的眷念之情，书中的林黛玉作为一个仅仅十三岁的闺中少女，无论如何是不应当有此经历及感情的。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这是表现柳如是与情人陈子龙生离死别后抒发内心感受的一首诗。“三月香巢已筑成，梁间燕子太无情”，“却不料人去梁空巢也倾”，说的是在家庭的干预下，陈子龙与柳如是无奈分手，同居的“小红楼”一片萧索寂寞的场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是陈柳分手后，柳如是受尽谢三宾等无耻官僚逼迫和李待问等昔日情人背叛后孤苦无依心情的真实流露。“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似污淖陷渠沟”则是表达柳如是坚持气节，不随流俗，不屈服压力，洁身自好的坚强性格。
土默热先生在对《红楼梦》的南明背景考证分析后指出：《红楼梦》绝无可能是曹雪芹创作的！一是时间不对，曹雪芹生活在乾隆中叶，这一时期文网严密，写南明题材是禁区，再加上时间已过了一百多年，事过境迁，文人们也没有感叹改朝换代的思想基础；二是身份不对，曹雪芹家是旗人，是清政权的创业者和受益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去表现怀念南明的思想感情。《红楼梦》书中的南明背景是证据确凿的，不容否定，那么，只能由此得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的结论！而洪昇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清政权建立伊始，战事频繁，朝廷又忙于笼络江南士大夫人心，所以文网相对宽松，写南明题材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社会时髦，《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是应运而生的，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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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学体系指要（8）
由此，土默热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古典文学史必须重写！中国古典文学的颠峰在明末清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牡丹亭》等的创作时间虽然早于明末清初，但全部是这一时期的文人重新改写评点后方大规模流传的；《聊斋志异》、《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等全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的。当今的中国文学史，把《红楼梦》放在乾隆中叶，并因此把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定为乾隆中叶，这是很牵强的，也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乾隆中叶那种正统刻板的文学氛围，根本就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产生高峰的恰当时机！恢复《红楼梦》产生的正确时代背景、作者身份、作品宗旨，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是至关重要的。
九、洪昇与曹寅的关系及《红楼梦》“问世”过程研究
《红楼梦》书中在列举了“石兄”、“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东鲁孔梅溪”四人名字之后，用了一个“后”字，交代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曰《金陵十二钗》”。有证据表明，《红楼梦》的确是从曹雪芹手传抄出去的。对此，土默热先生也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分析，见《垂老著书恐惧成》、《何来著书黄叶村》、《〈红楼梦〉初稿是传奇体裁考辩》等文章。
据土默热先生考证，洪昇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既是同时代人，又是好朋友。二人都雅好传奇创作，文学修养都是当时一流人物，所以惺惺相惜，互相推重。洪昇曾为曹寅的传奇《太平乐事》作序，甚为激赏。曹寅曾花费巨资，在江宁织造府“畅演三日”《长生殿》，以上宾礼节招待洪昇。洪昇到南京时，曹寅亲自到“江关”迎接。洪昇随身携带“行卷”而来，曹寅读后大受感动，赋诗一首：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土默热先生分析此诗后认为，洪昇“行卷”中装的、曹寅拜读的应是《红楼梦》初创书稿。洪昇在“垂老之年”写成的、描写“称心岁月荒唐过”事迹的作品，只能是《红楼梦》。洪昇携书稿来南京，求曹寅刊刻出版的。曹寅经常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史有明载。洪昇拜托曹寅刊刻《红楼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惜的是，归途中，洪昇就不幸坠水淹死了。曹寅晚期也面临重重不如意事，无心刊刻如此卷帙浩繁的作品，不久也病死了。随后曹家被抄，家业中落，无人也无能力刊刻《红楼梦》，书稿只能随着曹家还京而流落北京。过了一个甲子时间，曹雪芹在穷急无聊之际，翻出了《红楼梦》书稿。阅读之后，引起了内心强烈共鸣。于是开始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并陆续传抄开来。
根据以上推理分析，土默热先生判断，《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源流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空空道人”智朴“传抄问世”的书名为《红楼梦》的版本，一个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书名为《石头记》的版本。这同周春记载的，程本问世前，有人同时买到两本“内容微有异同”的书，一是八十回本《石头记》，一是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红学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为什么早期红学资料记载的书名都是《红楼梦》，而至今发现的早期抄本，书名几乎都是《石头记》。
十、对新红学异化的检讨
土默热先生在另辟蹊径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对新旧红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论。先生认为，胡适大师把实证方法和朴学结合起来，用于《红楼梦》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比起旧红学的附会方法，确实是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胡适先生仅仅抓住《红楼梦》书中一个曹雪芹名字就“大胆假设”，把书中列在曹雪芹前边的“石兄”、“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名字抛开，然后戴着有色眼镜去翻阅曹家的陈年老账，进行所谓的“小心考证”；对史料记载曹家的内容，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有利于“大胆假设”的就采信，不利的就置之不理。
土默热先生指出，当胡适先生的考证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遇到严峻挑战，可以说基本被推翻之后，笃信新红学的诸多学者，不是采取科学的态度重新研究，而是采用在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