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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宁府”是“皮肤滥淫”、“造衅开端”的地方，干的是“爬灰”、“养小叔子”的丑事，除了门口的石头狮子，没有干净的地方。查清庭皇家秽史，“爬灰”是指多尔衮纳侄儿媳妇为“侧福晋”，“养小叔子”是指太后下嫁摄政王。这个隔壁的“葫芦庙”，指满清“胡虏”的太庙，不是很清楚了么！当然它不仅指皇帝的家族，也泛指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宁府的“龙禁尉”，应借指“带刀侍卫”纳兰性德，“享强寿”的秦可卿，应隐指纳兰性德早逝的前妻“卢氏”。“乌进孝进租”写的是东省为皇家“进贡”，“租单”中的“鲟鳇鱼”在清代纯属贡品，除皇家外任何人都不敢享用。“北党”领袖明珠于康熙二十七年后任内务府总管，正是主管贡品的差使。这些秽事，史有明载，无烦索隐。
《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3）
其三，《红楼梦》中的“老太妃”死，正对应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崩逝，洪昇曾去送葬，归途中写过几首充满兴亡感叹的诗。《红楼梦》中的元妃，正对应康熙二十八年薨逝的佟皇后，就是她死后的“国丧”期间，洪昇遭遇了创剧痛深的人生打击。康熙帝名玄烨，按清代避讳法，玄字应写为元，元妃即玄妃。佟后原为妃嫔，与其他妃嫔长期“三春争即初春景”，经过激烈的后宫争夺，于康熙二十八年被册封为皇后，得以入主中宫，此时她已是“昏惨惨黄泉路尽”，正位后旋即病逝，正可谓“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其四，张爱玲先生在《红楼梦魇》中论断，袭人的故事是《红楼梦》创作修改中最独立不移的故事，她推断作者可能有这么一个别嫁的贴身丫头，作者很依恋她，但对她的别嫁终生不能释然。“风月鉴”正面的“贤”袭人，在“风月鉴”的反面，应该就是嫁给贾雨村做“二房”的甄家的丫头“娇杏”，其原型就是洪昇在最困苦时那个别嫁高士奇做“二房”的丫头。书中写袭人嫁给了“琪官”，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是否与高士奇有关，读者试思之。洪昇剩下的一个丫头，似乎就是《红楼梦》书中的麝月，袭人出嫁时曾嘱咐“好歹留着麝月”。
其五，《红楼梦》中正面描写的大观园中的风月故事，就是“甄士隐”“祸起（霍启）”“逢冤（冯渊）”以前，“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饮酒赋诗为乐”的“神仙一般”的日子，也就是洪昇遭逢“家难”、“国丧”前纨绔子弟生活的写照，就是洪昇对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的真实描写，是对妻子黄蕙和两个冰雪聪明的妹妹以及众多纯洁美丽表妹的礼赞。洪昇本人和家庭的悲剧结局与《红楼梦》中宝玉与众姐妹的悲剧结局是完全一致的，这不会是什么巧合，只能说明《红楼梦》的初创者就是洪昇，《红楼梦》就是如实写的“洪楼梦”！
四、甄士隐的身上也有改朝换代期间飘然出世“隐士”的身影：
《红楼梦》书中甄士隐生活的年代，正是“石头”同“神瑛侍者”、“绛珠仙子”等“一干冤孽”“造劫历世”之际，甄士隐通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手，同“石头”还有“一面之缘”。作者这样描写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知道，《红楼梦》作品创作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按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说，完全隐去时间地点在创作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就失去了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就无法正确表达。所以，作者在表面上隐去时间地点的同时，还必然巧妙地暗示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书中对甄士隐故事的描写，实际上就是对作品时间地点的间接交代。“一干冤孽”“造劫历世”的时间，就是在甄士隐破家“出家”之前，地点当然就是甄士隐生活的地方。
书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末世”，地点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笔者曾经考证，所谓“末世”，就是清初清兵下江南的年代，有顾炎武、毛先舒等大家的著作中，频繁使用“末世”一词为证；“三生石”全国只有一块，就在“花柳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
书中写甄士隐居住地是“苏州阊门”外的“十里街仁清巷”，确实是故弄狡狯，实际上不是苏州是杭州，两地同为“天堂”，假借是有道理的。“十里街”名出自康熙皇帝咏西溪诗句“十里清溪曲”，“仁清奄”名出自歌颂洪昇祖父的诗《仁清歌》，并非完全虚拟。在这个甄士隐身上，作者除了隐写自己的身世之外，还应寄托着清初以杭州为背景的一些标志性的人和事。
我们知道，《红楼梦》所说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故事。我们还应看到，所谓“甄士隐”“贾雨村”，还应有“真仕隐”、“假愚存”的更深刻含义！的确，在清初，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对异族统治的反抗是十分激烈的。南明小朝廷覆亡之后，凡以正统“士大夫”自命的知识分子，都与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多数隐居不仕。这在描写那一段历史的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多有记载。
清初的江南，曾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国的“庄史案”。湖州富民庄廷珑，购得明故相朱国桢《明史》稿本，其父庄允城以儿子名义刊刻问世。因书中有指斥清廷语，所以庄家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均被朝廷处斩，连书贾、刻工、刷匠、藏书者，也都人头落地，凡受牵连而死者七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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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4）
杭州有个正直博学的著名文人陆圻，字丽京，号讲山。由于在当地颇有名气，在“庄史”出版时，未经本人同意，也被庄家父子列入“参阅”者名单，因此在“庄史”案中无辜被牵连入狱，全家一百七十余口，都被发配塞外苦寒之地。陆圻出狱后，愤而出家，不知所终。其子陆寅徒步寻遍全国各名山大川，不见父亲踪迹，亦积劳呕血而死。
我们不难看出，在《红楼梦》书中“甄士隐”的身上，也有着明显的陆圻的影子。甄家因“葫芦庙”失火，“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牵连，被烧成一片“白地”，就隐写着“庄史”案牵连之惨。陆圻出家不知所终，同甄士隐跟随“跛脚道人”走了，不知所终，有异曲同工之妙。
陆圻的侄子陆繁，是清初著名文人洪昇的启蒙老师，陆圻的儿子陆寅，是洪昇的好朋友，少年时曾同在南屏僧舍读书。洪陆两家有通家之好，如《红楼梦》所写，甄士隐身上如果有陆圻影子的话，与洪昇等“一干冤孽”有“一面之缘”是完全可能的。交代了“庄史”案，实际上也就隐秘地交代了《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在清初，陆圻的名气很大。洪昇“客燕台”时，他的老师王士曾向他问起陆圻的下落，洪昇回答老师的是一首十分著名的诗：“君问西泠陆讲山，漂泊一钵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王士对此诗十分称赏，记入自己的著作，并多次向朋友推荐。
第二节 《红楼梦》《长生殿》《长恨歌》
一、《长恨歌》及其孪生姊妹《长恨歌传》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品之一，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其时白居易还是一个闯入文坛不久的年轻人，但这篇长诗却是他艺术成就最高、思想最深刻复杂、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三人携游仙游寺，谈及开元、天宝间李杨事迹，相与感叹，在王质夫的倡导下，由白居易作诗，陈鸿作传，一并“歌之”。这些过程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有清楚记载。由此可见，《歌》与《传》是针对同一题材，在相同时间，相约共同创作的作品，是一对孪生姊妹花。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是记载并歌颂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关于李扬爱情，历史记载颇多，新旧《唐书》、《天宝遗事》诸书及数不尽的杨妃本传、外传，都记载了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逸事。不过，这些记载多数热中于杨妃的秽事，宣扬“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白居易的《歌》与陈鸿的《传》则与此完全不同。
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隐去了一些东西：一是隐去了杨贵妃入宫前曾是寿王妃、即唐明皇儿媳妇的历史，相应也隐去了从寿王妃向皇妃过渡期间，曾当过一段女道士以避人耳目的历史，把她写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待字闺中的“窈窕淑女”。二是隐去了杨贵妃同安禄山之间的暧昧关系，对“认母”、“浴儿”等淫秽情节俱不予采信，未加录入。三是隐去了唐明皇与杨氏姊妹“三国夫人”之间的丑行，以及在杨、梅二妃之间依违双方的故事，相应删去了杨贵妃为吃醋曾经两次被逐出宫的村妇嘴脸。
其次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一是根据民间传说和稗史野史，增加了杨贵妃死后，时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李隆基思念不已，请“临邛道士鸿都客”来“致魂魄”，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情节。二是增加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的神话情节，让太上皇在“海外仙山”找到了思念的情人。三是增加了仙子太真与太上皇重新相会的愿望成空，只好以当初的定情物“金钗”、“玉合”各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寄将去”表达心情的情节，完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
从《歌》和《传》掩饰和增加的情节，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寄托和取舍倾向。白居易和陈鸿，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筛选、甄别、剪裁和改造，剔除了那些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了那些最能表现爱情缠绵悱恻、真挚纯洁的情节，增加了那些更能表现李杨爱情悲剧性质的情节，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具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感情基础。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问世后，立即引起了文人的研究兴趣，但封建社会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在“诗话”一类作品中一些零碎琐屑的片言只语，多是考订式的证实、才子式的评点，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上世纪的《长恨歌》研究，引入了近现代的先进研究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得了重要进展。
《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的故事（5）
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说一说作品主题的研究。二十世纪对《歌》和《传》的作品主题，主要有四种论点：
一是“隐事主题”说。以俞平伯为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一文，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秘闻，即“世所不闻”的“隐事”。马嵬兵变中，由于事起仓促，慌乱之中，杨贵妃得唐明皇和高力士等人的帮助，用宫女偷梁换柱，而自己易服潜逃。后来李隆基从蜀中归，发现墓中空无一物，随后派人寻找，终于在“海上仙山”找到了健在的杨贵妃。但基本是用的“附会”的索引手法，多属想象和臆测之词，缺乏文献支持，因而影响力不大。
二是“讽喻主题”说。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此说沿着“以史证诗”的传统研究方向，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即《长恨歌传》中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讽喻主题说”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方法，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的缺失，但诗与史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以史证诗似乎不是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判断作品的主题，似乎也有些牵强。
三是“爱情主题”说。此说在建国后由于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并不占优势，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此说从白居易和陈鸿对李杨事迹的剪裁起，断定创作目的是宣扬真正的爱情，诗中饱含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从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出发，认为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同时认为陈鸿提出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说法，并不能代表白居易的意图。
四是“双重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歌》和《传》一方面对李杨因为生活的荒淫招致祸乱，进行了尖锐讽刺，另一方面对杨妃的死和二人对爱情的笃诚，寄予了极大同情。这种主题说貌似公允，实际是和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