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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脉“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不搭界。其实，不搭界的不是《红楼梦》的“晚明文化气脉”，而是所谓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而康熙中叶以前，文坛流行的确实是晚明文化气脉。
实际上，晚明文化气脉，并非狭义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续了近八十年，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明末清初，“坊间产生了大量的性爱小说和春宫图”，仅以数量来说，产生于清初的大概要多于明末。不止小说界如此，戏剧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临川四梦”的影响下，明末文化气脉“产生了以水磨腔为特征的昆曲”。在清初涌现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由“花部”演变而来的京剧终于取代昆曲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典型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7）
“晚明文化气脉”的典型代表，要属《红楼梦》中建造大观园的“老明公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8）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8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实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的故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明代两次扩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昇出生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