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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现在的红学界诸多权威，不去研究《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家族内部矛盾，而是热中于对曹家与雍正朝廷关系的探佚附会，实在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还在于，在曹家的历史上，找不到《红楼梦》所表现的家族内部矛盾斗争的证据，也只好向宫廷斗争索隐一途了。岂不知《红楼梦》作者在书中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贾府的问题出在内部。你偏要向外部去找原因，不是正应了作者的话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
3。 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已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烂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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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11）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但这个贾宝玉的原型，绝对不会是曹雪芹！
4。 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作者对这些女子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为“姐妹们”作传，让她们的事迹可以流传久远。由此推断，《红楼梦》作者必有一大帮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她们同作者还必须有青梅竹马的条件，最后她们的愿望都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统统落得“红颜薄命”的下场！
问题还是出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曹雪芹有“一干”亲姐妹和表姐妹。退一万步说，即使有，处于借米熬粥、赊酒买醉的生活境况下，怎么会有《红楼梦》中那种卿卿我我、莺莺燕燕的生活？“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困窘中的曹雪芹，更没有杜撰自己爱情生活的情绪和参照经历。《红楼梦》的真实作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后期又坠入困顿的封建知识分子，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
笔者之所以这样判断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作者的不可能性，并不是对曹雪芹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只有正确判断《红楼梦》作者，才能正确解读《红楼梦》主题，才能准确领会《红楼梦》作品的思想内涵。当前红学界之所以走进了雍正朝宫廷斗争的泥潭，根本原因就是当初胡适先生把《红楼梦》作者假设错了。兹事体大，不可以不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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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12）
关于《红楼梦》作品的主题，红学界争论颇多，至今并没有为各方均能接受的一种权威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令人困惑的尴尬局面，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搞清《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人生背景，以至于误读误判，各执一端，聚讼不休。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创作原型的探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作者自身，更重要的在于对《红楼梦》作品内容和主旨的正确理解。胡适先生误断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结果就把红学界领上了对清廷宫廷斗争的附会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家庭和个人人生背景，都无法解释《红楼梦》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写！无奈之下，抛开《红楼梦》作品自身，向宫廷争斗去索隐、探佚，就是必然的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大文豪洪昇，红楼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改朝换代的清初，红楼家族是一个诗礼传家的江南望族，红楼姐妹们是“蕉园诗社”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子，红楼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正确解读古典文学奇葩《红楼梦》，是绝对重要的。
相对于胡适先生开创的所谓“新红学”，《红楼梦》的创作宗旨之正大，社会背景之广阔，描写内容之严肃，反映思想之悲壮，之辽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红楼梦》绝对不是隐写宫廷斗争的谶纬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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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1）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著作，这是一枚已经出膛的重磅炮弹！此话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在中国这片文化热土上轰轰烈烈了将近百年的“红学”，从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起，从来未曾感受到的一场真正危机到来了，甚至可以说面临着灭顶之灾！
红学的历史可谓悠久，她几乎是与《红楼梦》同时诞生的，但红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系，却是从蔡元培、胡适之先生之间那场著名的论战后方初步形成的，历经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师添砖加瓦，百年新红学大厦终于巍然挺立起来了。百年中，红学的队伍日渐壮大，红学的学术日渐繁荣，逐步衍生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秦学”等分支学科，使红学成为当代中国一门超学科的“显学”。
红学在今日中国的显赫身份毋庸置疑，但对红学本身存在着严重争议、严重缺陷这一点，也毋庸讳言。由于《红楼梦》作者创作时，采用了“故弄狡狯”办法，使后来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对该书的理解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直到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一番后，在中国红坛方达成了这样一种只能算“约定俗成”的“共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的内容是根据曹家在担任江宁织造期间风月繁华的生活创作的。今天，我国的所有工具书、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
但是，红学大厦从建立的那天起，建筑基础就存在着不稳固的问题。被胡适红学“终结”的“索隐红学”，从来就没有偃旗息鼓，而是进一步扩大了“把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同《红楼梦》附会”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时向正统红学发难。正统红学界内部，也经常出现“叛徒”，向红学大厦的基础——曹雪芹的“著作权” 不断发起挑战。由于正统红学经过百年的渲染，虽然先天不足，但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常识，向常识性学说挑战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仅挑战不容易成功，挑战者自己也非常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挑战者本身的学说先天不足程度更甚，所以在每一次挑战面前，正统红学总是有惊无险，安之若素。
纵观近年来戴不凡、欧阳健等先生的所谓“叛逆行为”，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挑战者的命运悲剧，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就是这些挑战者所发起的每一次挑衅，都属于改良性质的修修补补，而不是颠覆性质的彻底革命；都只向曹雪芹本人的著作权或脂砚斋的评点权发起挑战，仍然在“曹家店”中进行其他作者或评点者搜索，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正统红学的学术体系。其用于挑战的武器，还是从“曹家店”的武器库墙角中拣拾来的锈迹斑斑的枪支和子弹。同胡适先生当年在“曹家店”武器库中早已拖上红学阵地的重炮来比，这些碎铜烂铁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其失败的下场，从发起挑战的那个时刻，就早已命中注定了。
红学队伍中“狼来了”的凄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