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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行了。”
不想两周后，这杂文《“顺杆爬”小议》就在《锦水》副刊右上角的《夜谈》专栏里用出来了。方方正正一块，原稿风貌不变，一看就知是自己生的“儿子”！晚报给一个陌生的作者留下了“量稿不量人”的好印象。
苦于杂务缠身，加上军事新闻的局限性，一连七八年中，我很少给晚报写稿。但只要在蓉，晚报总是必看的。就是出差归来，也要找出旧报翻翻，每当看到这报纸越办越红火，就打心眼儿里高兴。多少次提起笔来想给这报写点什么，又怕多年不投稿了，让人感到“面生”、“稿生”。尽管辛弃疾曾经说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那是大词家的气派，小作者哪敢有那样大的胆子！一些你多么钟情的报刊，寄去本来质量不错的稿件，但它就是不用你的，你能说什么呢？不写也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收到晚报一信，要我参加一个笔会。我立即感到：大概“青山”见我还未老吧！于是如期赴会，如期交稿，写得不一定好，但自有军人特具的认真态度。结果稿子用出并获大奖。领奖时，编辑同志说：“你们军队那个电话真难打哟！我们多少次想与你取得联系都未打通。”看来，不是晚报嫌弃作者，而是通讯不便冷落了我们的交往。我也玩笑了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愿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故意把“料”字改成“愿”字，以示我的祝愿。这祝愿在往后5年中，都变成了现实。
“愿”也罢，“料”也罢，作者与编者的关系，群众与报社的交往，总应当在健康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与信任，支持与帮助。如此，“喉舌”才能成为为党和人民讲真话的“喉舌”，“代言人”才能成为人民的“知心人”。这大约是办好报纸的关键所在，也是培养和拥有作者的经验之谈吧！
末了，仿辛稼轩词，写胸中意，吟哦一阕——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两不欺，最相知。”
酷食者戒
我这里所说的“酷食”，绝不像玩计算机的“网虫”们所使用的“酷名”那样有趣，而是指人对动物残酷的烹制和食用方式。
实在残忍得很：
一只猴子，活蹦乱跳的，极通人性。它或许是猕猴、犸猴都说不定。但在南方有的城市里，只要有人点了“猴脑”，又称“猴豆腐”一菜的，就有厨师将这猴儿香汤沐浴后牵到餐桌前，用一截玉米或面包什么的将它连哄带骗地固定到一个木架上，那厨师突然从身后取出一把“鬼头刀”，当顶猛劈下来，这猴儿的颅骨就不多不少地被削下一片，那厨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出猴脑髓，置入早已备下作料的器皿中，几经拌和，便分给了满桌的食客。
这是“咸吃”，如需“淡吃”更残忍：对猴儿先前的准备都一样，或许还先给它注射了麻药，当然厨师突然下手时使用的是“钉锤”，而非鬼头刀。那一锤子猛敲下去，猴儿的天灵盖就刚好被击开一个小孔，一只长长的塑料管子就插入猴的脑髓中，食客们则轮流吸食起脑浆来。
又有一种叫“霸王别姬”的酷食，也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先有一个鸡形的生铁模具，分上下两瓣恰如一个古代的“兵符”。不过这兵符内里是掏空的，正好容得下一只王八。厨师先将这王八装入模具，头一定伸在外面而且对准了一盘五味俱全的作料汁。客人到齐后，厨师便点燃模具下的酒精炉子，文火攻之。随着模具温度逐渐升高，那王八便躁动不安而且口干舌燥起来，只好去舔舐那盘中的作料。温度愈高，它舔得愈急，直至将盘中作料舔光而被活活烤死，这个漫长的残酷过程，常使有的目睹者不寒而栗。
……
我不主张酷食，就如同对犯人不主张酷刑一样。可有人认为酷食无妨，酷食就是美食，酷食可以充分利用营养，只要不酷食国家保护动物就行了。其实，这是一种以饱口福而损心灵为代价的愚昧思维。据心理学家分析，凡是“焚琴煮鹤”之类有悖人性的行为，它不仅是对美的毁灭，而且也是对人类特别是妇女、儿童美好善良心灵的一种亵渎以至伤害。这种残酷的场面见得多了，谁能保证对我们青少年的性格情趣、道德养成不产生负面影响呢？所以古人讲“君子远庖厨”，今天有教养的人和文明的家庭依然注重回避尴尬和一切有碍观瞻的景况；节假日我们乐意带孩子去公园、绿野游览而不去屠宰场玩耍等等，这些都是人性中对“假丑恶”的自然疏远，而对“真善美”的本能趋求！
还有人以为酷食可以刺激消费，可以吸引外地客人，可以活跃当地经济。这自然又是一种财迷心窍的糊涂思维。目前中国市场普遍疲软，许多消费领域是可以刺激刺激的，但唯有吃吃喝喝、大吃大喝、“美吃美喝”这个市场是不需刺激的。试想哪座城市没有气派而林立的饭店酒楼，没有挥金如土的食客队伍。而且这支队伍还是以公款消费为主的。应当说时下餐饮行业正是“生逢其时”、“宠幸有加”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的城市再明里暗里加以酷食助奇，使这支庞大的食客队伍又有了高消费的新去处、新内容、新刺激，这不仅于廉政建设无益，而且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也将带来一场新的灾难。
我手头现有一套1980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有一个“为什么”就是：“你知道蛇肉可以吃吗？”文章说内地人不知蛇肉可吃，而广州和南洋早已有了百年的“蛇肉老店”，随之介绍蛇肉的具体做法和吃法。看来10多年前“吃蛇肉”还是一项鲜为人知的科普知识，而如今保护野生蛇资源又成了我们许多地区一项艰巨的任务。由此得知，凡有害于野生动物生存和生态平衡保护的事情，越是早发现早治理越是好！否则，酷食一旦成风，捕杀一旦成性，最后受害的只能是自然界暨人类。
。。
探子屠生（1）
探子来信了，其意大略如下：
春节一别，常在念中。尽管你做了官，但实在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遇——市场经济本应赐给你的发财机会。如果你不愿坐失良机，我们可以合起手来干一场，既给家乡人民谋了福利，又给你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比如家乡的辣椒、生猪、红薯粉到了省城，价格将是家乡的一倍以上。而你们的军用品，如大头鞋、皮鞋、军大衣、米黄色衬衣到了家乡，价格又将是两倍以上。你不要担心诸如运输、销售之类的烫手事情，只要你在闹市区找到一间门面，挂上“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牌子，事情就妥了。而你们部队的军需产品，你只要按厂价联系好我所需要的品类、型号、数目，告诉我具体找谁联络、提货，你就大功告成了。届时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待着你的接纳……
读完这信，我大惊失色。探子刺探情报居然刺探到军营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告诉他军人不准经商，我已经丧失了这诱人的资格。因此，你所需要的“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的牌子，我绝对不敢去挂；你所需要的各类军需产品，我也更不能出面去联系。此事还望吾兄海涵云云。
我的信发走之后，心里总有些不安。一怕他在乡亲们中骂我：“人一阔，脸就变。”何况我还并没有“阔”起来。二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有探子谍报社情，毕竟是好事，你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我便决定利用刚刚实行的“双休日制”，给他写一点文字，以示我的补偿。
今年春节回乡探亲，刚进门坐下，似乎便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在门外探头探脑想进来。我一下认出他来了：邻村的一位少年朋友、同班同学。我忙喊：“屠生，咋不进来坐呀！”他不大好意思地进得屋来，很不自然地坐下，似乎手脚也无合适的放处，颇有点像当年绍兴的“闰土”见了“迅哥”。
我说：“老同学，多年不见了，嫂子、孩子都好吗？”他点点头。我又说：“这几年你都在干啥，发财了吧？”因为我见他衣服的款式、质地很讲究，非一般农民可比。
他停了一会儿，说：“当信息员！”
“啥信息员？”
“经济信息员。”他说完后，接住我敬给他的香烟，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去。
他一走，母亲便嗫嚅着说：“那‘信息员’不是李咪娃吗？怎么他又送起信来啦？”
父亲瞪一眼母亲说：“那李咪娃叫邮递员，他叫信息员。两码子事，你说到哪里去了！”
这信息员显然是新名词，我也不太明白，就问父亲。父亲说：“就是探子，经济探子。就像你们城里人说的‘包打听’。他说得文雅了，什么经济信息员！”
母亲“啊”了一声，像回忆起什么，随后忙改口说：“他家出这种人！”
父亲又瞪母亲一眼，说：“出这种人，有啥不好？我看是两代英豪！”
父亲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屠生的父亲叫屠国举，五短身材，酒糟鼻子，镶有金牙。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常到街上的卫生院去治病，药费都是全免的。那是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当过川陕红军的侦察员，年长的人就叫他探子。徐向前总指挥还在巴中县的恩阳河听过他的侦察情况汇报。他讲他如何装扮成瞎子，在顺庆一带侦察敌情，摸清了杨森一个师的兵力部署，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提供了重要情报。他在另一次化装侦察中被敌人捉住，五花大绑押到了我们镇上，捆在一棵大柏树上，任敌人拳打脚踢，他也不承认他是红军的探子。最后，那个现场审问他的连长，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才喊放了他。他也从此与红军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这一贡献，每月给他20元钱的生活补助费，药费也全免。困难时期，屠国举饿得掏地老鼠吃，有时还偷喝从医院里领出来的“葡萄糖注*”，结果死于“水肿病”。
探子屠生（2）
屠生这一职业，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大年初二一早，我就把他请到家里来，热茶泡起，“红塔山”摆起，听他讲探子的故事。
开初，他总是笑扯扯地说：“没啥讲头！”我却正南八北地说：“屠生，你别小看你这职业，很有意思呢！你想，你父亲当年给红军当探子，那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所以共产党坐江山后，才给他那么优厚的报酬。今天，你又子承父业，做了经济信息员，给咱家乡人民当探子，这不是明摆着，要为家乡脱贫致富作贡献嘛！”
他还是笑扯扯地说：“我没得那么高的觉悟。”
我又说：“你父亲那年，往镇上大柏树上五花大绑一捆，家乡人民才知道他为革命作了贡献。你知道我在部队是搞宣传的，你现在轻轻松松讲几个故事，我把它写成文章，传扬出去，说不定县上、省上哪个掌火的人物，知道你也像你父亲那样是革命的探子，比‘亨特儿’还高明，又为家乡的经济发展立了功业，今后，没准也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呢！”
他又是笑扯扯地说：“我倒不图这些。”
两个小时过去了，一包“红塔山”快抽完了，他就是不说。看来“不动重刑他不招”了，我就故意把脸一沉说：“屠生，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问其他村民去。你知道农村人口杂，他们要是说些不负责的话，使我写出的文章影响了你的形象，那就别怪我啦！”
屠生是顾名节的人，经我这么一“吓唬”，乖了。他眨巴眨巴眼睛说：“那我就讲几件事嘛！”
“老同学，你知道，咱们农村穷，安不起电话。办啥事不像你们城里，拨几个‘洋码子’，几声‘喂，喂，喂’、‘嗯，嗯，嗯’，事情大半就成了。”
“可农村穷，并不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少不了流通领域。这流通领域——你知道，信息很重要。可咱这偏僻的山区，隔山如隔世，与城里往来更少，这信息又如何流通起来？就只得靠脚板搽油，去跑！”
“这阵子，你们城里猪肉多少钱一斤？”探子突然不失本色地问了我一句。
“五六块吧！”
“对了，咱们这一带，现在毛猪才两块多钱一斤，还卖不出去。你说，要是城里有人来拉上几车，到城里杀了卖，那有多大赚头。还有，肥猪一长到了三四百斤，你就是给它吃人参、燕窝，它也不长了。因此，农民一旦猪喂肥了，又出不了栏，喂起来就心寒。我也就是这么被‘逼上梁山’的……”
屠生抖掉一截烟灰后说：1992年春天，他家３头肥猪长得像３头小牛犊。过年前，他就在乡里生猪收购站排起队，人家这月推下月，下月又推下月，月月都不收。他又提起两瓶“沱牌大曲”吆着猪儿去。酒是收了，猪还是不收。收购员亮开嗓门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