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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报道，我突然意识到，在儒家传统文化下生长的近现代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特质与西方清教徒精神暗合，那就是“节制”。
这种“节制”精神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崇尚俭朴之风；另一方面，是不耽于享乐，热爱工作，专注工作。
中国第一位现代企业家张謇，一生推崇“治人事天莫若啬”，自号“啬翁”。他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大生企业（张謇创立的公司）成功之不二法门。”他在北京任政府总长时，曾写信告诫家人平时早些就寝，因为这样可省灯火。张謇还有一个信条：与其多言，不如人人行动，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那个时代的“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房子里又闷又潮，低低的天花板下面，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黑漆的衣橱年代久远，没铺桌布的写字台，竹制的书架外加两把旧藤椅，这就是房中仅有的一切”。他热心事业，早上7点半进公司大门，晚上12点才回到家，孩子很少能见到父亲，以致多年后，儿子的相册里竟然找不到一张和父亲的合影。
荣德生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的美称，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所立的《荣
氏家训十二则》列有“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的训条。他兴办江南大学，请到国学大师钱穆任教。经过交往，钱穆评价荣德生：“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如寒素。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易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
荣德生之爱事业，最有名莫过于被匪徒绑架34天，自己拒绝支付赎金。他对绑匪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最后他甚至立下遗嘱，说绑匪索要50万美元，本来不算大数目，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因为拿出这笔钱影响生产，会使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这个遗嘱竟令绑匪大为震撼。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精神影响下的企业家有“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一说，其中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无论用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家身上，还是用在中国当代企业家身上，都是名副其实的。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传统与清教徒精神共有的特质：节制。
清教徒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理性”。中国近现代企业家在“节制”这点上，不让西方清教徒，那么在“理性”方面，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中国传统中也有清教徒精神？（2）
新教伦理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它假设人们行动的动机是追求各种功利，并借助理性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考虑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新教伦理强调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救赎，这一主张使功利具有了真理性，使得工具理性扩张，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月31日，我参加东方卫视《头脑风暴》节目，就拐点问题展开讨论。两位同行辩友认为， “中国房地产强劲的需求态势并没有改变，供不应求的基本市场结构也未见明显松动，因此拐点并不存在”。他们“从不认为拐点已经出现，因为刚性消费需求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节目主持人袁岳支持“有限拐点论”，和我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认为：“房地产商群体对于拐点论的反对，可以说利益考虑多于事实考虑。”何谓“利益考虑多于事实考虑”？这就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商业社会中，可以理解为：1。目标明确；2。途径精确； 3。操作上具有精确性和可衡量性。
企业家的行为，与我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分不开。中国人的思维是缺少工具理性的，我们传统上习惯于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纯正，选择正确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
一般来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在政治学里，*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如果连*的形式都不具备，何谈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
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的结果。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逐渐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是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缺乏工具理性。
【资料：工具理性——对政策的应变技术化】
近年来，企业家的言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传媒上，这些言论无外乎表明了一家企业如何看待政策变化、市场变化，其本质，是一家企业如何自我定位——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中，作为一个微观主体，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中国知识阶层有心忧天下的传统，茶余饭后喜欢品评国事，谈论政策。我一直认为，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那是政府和经济学家、学者的事。企业是搞微观的，作为理性的企业，应该做的是对政策的应变技术化。
举个例子，在“90/70”政策出来之后，一些开发商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开始搞“双拼”，两套90平方米的房子一双拼就成了180平方米。一些设计公司迎合这种需要，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双拼专家”。
万科怎么理解“90/70”政策呢？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合理性。“90/70”的出台有这么几个背景：
第一，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房价太高。房价始终压不下来怎么办呢？政府看到的方向是盖小户型——单价下不来，户型小了，总价不就下来了嘛！
第二，我们的国策是：18亿亩红线不能动，农民土地不能动，但每年还有1％人口进入城市，大约就是1400万，这还只是机械增长率，再加上城市人口本身的自然增长率，就会导致土地越来越贵，所以就只能向上发展、向小户型发展。有组颇有意思的数据，或许能说明这种趋势：10年前，万科一年订购电梯200部，而现在是2000部。
第三，在香港，10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大宅；而内地的情况是，不到300平方米不叫大宅。内地各大城市100平方米以下户型的百分比，最高的是广州，占50％左右，上海30％左右，北京20％左右。可以看到，市场化越高，小户型越多。在市场化过程中，小户型是合理的，是一个趋势。
企业应该分析政策背后的合理性，而不是跟它博弈。基于这样的理性，万科坚决执行了“90/70”政策。首先，连续投标拿“90/70”的地块，这样的项目已大量投放市场。不仅如此，原来的地块（非“90/70”的地块）也在按此执行。据统计，2007年我们的算术平均户型（开工面积除以总套数）是93平方米，2008年的算术平均户型将达到87平方米。
这就是我所说的“对政策的应变技术化”，它有两层含义：首先要看大势，顺势而为；其次，要具备这种能力——房子盖得越小，对技术的要求越高。
（王石在2008年“目标与行动”大会上的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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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惊肉跳九三年（1）
坐在我一旁的团友听完导游Z女士这么长时间的宗教“课程”，看来觉得太沉重了，试图换个刺激点的话题：“王总，你对‘拐点’的判断，是不是出于直觉？”
“哦？”老王反问：“为什么是出于直觉呢？”
“从市场情况和数据来判断，并不能得出拐点到来的结论啊！”团友回答。
老王再问：“那么你当时看到的市场情况是怎样的呢？”
团友：“手头上没有具体数据，说说我的感觉吧！我记得你元月份的时候说自己心惊肉跳， 我听到时第一反应是：市场确实没有几个月前那么好，但绝不至于令人心惊肉跳。现在回想起来，‘心惊肉跳’是很直觉的，你应该是出于直觉，而且直觉很准。”
老王：“啊，年初那一句‘心惊肉跳’，并不是单纯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得来的感觉。但如果是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宏观调控活下来的企业，再看到眼前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都会感到心惊肉跳的！”
1988～1993年间，万科实施多元化和跨地域经营战略，开始第一次急速扩张，并进入房地产领域。
1987年，深圳市政府已经开始实行土地拍卖政策。这时的深圳，到处在大兴土木。1988年11月，万科以2000万元的“天价”中标H201…3住宅用地，买了一张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另一方面，万科早早进入资本市场，抢占先机。1988年，公司发行A股，公开募集社会股金
心惊肉跳九三年2800万元，主要投向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发。1991年初，公司确定“综合商社”发展模式，并于当年6月增资扩股，总股本增加至7796万股，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及连锁商贸、影视文化等领域。
1992年是万科实施跨地域经营、“遍地开花”的一年。在贸易方面，成立贸易经营本部，万佳在武汉和乌鲁木齐开办商场，并增设大连公司、珠海公司、武汉公司、新疆公司和北海公司；在地产方面，香港银都置业、青岛银都花园、天津万兴和万华、上海万科房地产、北海万达房地产等分公司相继成立；进行股权投资的国内公司达到13家；成立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展电影、广告、卡拉OK影碟等制作和发行业务……
此时万科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大多采用“投资法”，意图以小搏大，迅速扩大经营规模。
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国务院于11月4日发布《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房地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推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文件精神的刺激下，全国房地产市场急速膨胀：房地产开发投资、土地批租量和开发量大幅增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数量迅速增加，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都快速上扬。万科在华南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以及山东半岛、京津地区和辽东半岛都有房地产项目投资和股权投资。
高歌猛进很快带来过热和泡沫。“三乱两热”（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现象引起北京决策者的担忧。在1993年4月1日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的警告。从5月起，央行开始加息，清理整顿金融秩序。
6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6号文件，提出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运用进口调剂国内市场，整顿流通环节，加强价格监管。
心惊肉跳九三年（2）
“6号文”的刹车效应非常明显。7～9月，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回落，投资膨胀得到控制，新开工项目大幅度减少。
冬天来临。股市和房市受到寒冬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在此后三年，中国股市没有一次像样的行情。房地产市场更惨烈，最有名的是，留下了北海和海口两个烂尾之城，作为一轮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的纪念碑。
在宏观调控开始之前，北海是一个大工地，集中了全国投机房地产的资金。借此势头，市民收入比80年代末翻了几倍甚至是十几倍，人们都以为北海会变成第二个深圳。
宏观调控开始后，企业大额资金拆借被冻结，银行被勒令限期收回贷款，北海地价、房价大幅跳水，8万元一亩的土地无法出手，别墅降到每平方米千元也无人问津。
6月以后，信贷规模急剧紧缩，不到半年，几百家房地产公司消失，北海成为一座空城。噩梦并没有结束，随后许多年里，北海GDP年均增长率只有5％，远远低于全国发展速度。
“至于海口，冯仑最熟悉了，你们问问他。”
车内响起轻快的笑声，颇有点不怀好意。
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