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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里冷飕飕的，仿佛是暗喻当前一天不如一天的市道，大伙儿能保持信心吗？
“哎呀，万科的经理人也挺不容易，市道不好就够难受了，集团开例会还要挨冻！”邻座的同情心已经被唤起……
老王：“前一天还阳光明媚，上海的天气说变就变，郊区风就更大了。”
“啊，是在上海哪一处郊区开的会？”
老王：“青浦，东方绿洲。”
“噢，我知道，上海的运动基地，尤其是水上运动设施条件十分好。”
老王：“对。那次会后，我们还举行了一次划龙舟比赛。近年，在我的影响下，万科一批中青年员工开始热衷赛艇运动。我平时喜欢讲究配合的集体运动，35岁以前踢球；35岁以后，不适合身体接触较多的足球运动，推荐同样讲究团队配合的赛艇。上海区域的刘爱明、周俊庭都勤奋练习，平时嗷嗷叫要和老王一比高低……
“赛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生手不要说划船，能保持平衡不翻船已经不容易；加上季度例会与会人员较多，因此选择中国传统的划龙舟项目。哎，划赛艇对保持健康和塑造身材作用很好，适合在办公室里待久了的中年人。你们要有兴趣，等天气回暖的时候一起练练……”老王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推广赛艇运动。
说话间，大巴开出耶路撒冷市区，前往大屠杀纪念馆。
【资料：赛艇】
2008年5月3~4日，第二届户田国际赛艇大师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来自中国（万科赛艇队）、日本（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分别组队）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同场角逐7个大项37个小项的比赛，万科赛艇队获得5金1铜的好成绩。
5月3日，周俊庭在男子双桨1000米C组的比赛中勇夺第三名；付志强（舵手）、朱珂、张谦、李效云、刘爱明五人获得男子四人双桨有舵手1000米A组比赛的冠军；朱珂/张谦、李效云/刘爱明、王石/周俊庭分别获得男子双人双桨1000米比赛A组、B组、D组的冠军。5月4日，万科赛艇队再接再厉，付志强（舵手）、李效云、刘爱明、王石、周俊庭获得男子四人双桨1000米B组比赛冠军……
在竞赛艇的比赛上，分“赛艇”和“皮划艇”两大比赛项目。从定义上讲，这两大运动都是“在比赛航道内用人力划桨使赛艇前进的运动”，但是在运动员坐艇和用桨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具体体现在：“赛艇”是运动员坐在“装有滑轮的座位”上，“背朝前进方向，用单桨或双桨前后移动划水来推动船体前进”；而“皮划艇”则是运动员坐在艇内，“面朝前进方向，用一支桨划水来推动船体前进”。“皮划艇”又分“皮艇”和“划艇”：“皮艇”为运动员坐在艇内，用一支两端都有桨叶的桨左右交替划水；而“划艇”则是运动员单膝跪在艇内，用单叶桨在艇手一侧划水。
赛艇运动在欧洲是仅次于足球的热门运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有赛艇项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就是赛艇选手。但赛艇在我国还是超级冷门项目，除了一些名牌大学和个别中等学校外，民间开展这项运动的还很少，万科这样群体热衷赛艇的公司也属极少见，同国家竞赛艇比赛项目在亚洲称雄的地位极不相称。
赛艇运动利于人们提高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功能，曾有人测试过从事各种项目运动员的肺活量，结果赛艇运动员肺活量最大，达到7000毫升，所以有人把赛艇运动称为“肺部体操”。此外，赛艇运动还是一种“绿色”运动，大多在江河湖泊等自然水域进行，环境空气清新，沐浴大自然。
人逝物非，精神永续（1）
下午4点，太阳光柔和，山谷风清爽。
步入名人园，见一面长墙，上面刻有名单：在大屠杀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无私拯救犹太人生命的国际义士。
脑海萦绕着《辛德勒名单》的结束镜头：互相搀扶的颤巍巍老人家，神情肃穆，走过辛德勒的坟前，在墓碑上放下代表“感恩永远不变”的石块，表达怀念之情。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保护了1200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戮，赢得犹太人永远感激。1958年辛德勒获“国际义人”奖，并受邀在大屠杀纪念馆义人道上植树。
以色列规定的获奖条件：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自奖项设立以来，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万人因为解救过犹太人而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国际义人的国名和名字就刻在眼前的大理石墙上。
我寻找刻载中国义人的纪念碑。
仿佛明白了我的心思，Z女士微笑着：“知道吗？在2000年之前，这1万多国际义人名单里面没有中国人的名字。”
“哎？不会呀，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数万名犹太难民，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给犹太人提供重生机会？”
Z女士：“上海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诸国在上海滩设立了租界，其地位并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正因此，吸引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量外国侨民。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中国政府无法行使主权，上海在1937～1939年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那大量的犹太人涌入是谁组织的呢？难道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从1933年希特勒排犹到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不超过1500人。
这段时间里德国犹太人虽然遭到*，但还没有到被剥夺生存权的地步。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犹太人被迫大批外逃。世界各国纷纷限制犹太难民入境，而上海却由于沦陷后的特殊情况敞开大门，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从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到1939年8月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难民最为集中，约万人。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仍有大约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形成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这里当然是因为中国人包容善良慈悲，才让数万犹太难民安然渡过战争的浩劫，上海也因此成为东方的‘诺亚方舟’。现在设在上海的犹太研究中心搜集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史料，其中有很多中国人帮助犹太人的感人故事，但这些故事没有可凭信的证据，也没有发现称得上可歌可泣的大事，很遗憾。寻找当中却意外发现很多犹太难民拿到的是中转签证辗转千里到了上海，发放签证的是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
“哎，有些诡异，日本军阀控制的政府外交官？”
“嗯，日本政府警告他：日本跟德国是盟国，不要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破坏和柏林的关系。但杉原千亩照发不误，他一下子签了2000多份签证。杉原千亩的举动让东京大怒，东京勒令他立刻到柏林报到。杉原千亩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直到乘上火车，还在不停地发放签证。《辛德勒名单》公映后，杉原千亩被称做‘日本的辛德勒’，受到犹太人推崇，被授予‘国际义人’奖。”
人逝物非，精神永续（2）
“令人感动。难道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人的义举吗？”
“有，只是……时间来得晚了点。1997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一则讣告，引起了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埃里克·索尔的注意。讣告是何曼礼女士发的，其中提到一句：她的父亲何凤山曾经在二战期间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为犹太人签发过签证。”“噢，*的一位外交官。”
“对。何凤山先生1938～1940年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生活在那里的万名犹太人陷入恐怖统治之下，离境已是刻不容缓。当时纳粹德国规定，犹太人若要离开，必须持有前往国家的入境签证。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大都没有放宽本国的限制移民政策，而何凤山向所有申请签证的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这么一纸文件对渴望远离纳粹的犹太人来说，就是远离死亡的生命签证。何凤山先生发放签证的事，很快被国民政府驻柏林大使知道，他给何凤山打电话，发出严重警告，因为国民政府还想跟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何没有听从大使的指令，继续发放通行签证。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也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驻地是犹太人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自己掏腰包，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直到1940年调离维也纳。”
“中国的辛德勒呀。发放了多少签证？”
“有多少犹太人因此免遭纳粹毒手，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何先生为人正派低调，很少提及他在维也纳的义举，半个世纪过去，公众对此一无所知。何先生仙逝，他女儿在报纸上登的讣告才引起了索尔教授的注意，并开始寻找从何凤山那里接受签证的人及相关证据。索尔教授认为，何凤山是奥地利所有出逃签证的主要来源，他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比例应该很高。幸存者手中的签证号码表明，何先生来到维也纳后的5个月中，已经发出了1900份签证。关于为犹太人避难发放签证这段历史，何凤山在*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至此中国的辛德勒浮出水面。
“以色列政府找到知情者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当为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因为何凤山先生有外交官身份，享有外交豁免权，面对的危险相对小些，但是如果能确定他的行为违反其政府的训令，以致可能危及自己的事业，则符合获奖标准。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先生是解救犹太人的义士。”
我轻轻走到镌刻有何凤山名字的大理石墙前面，思绪不能平静。
纪念墙顶端一行写道：永远对他们表示祝福！下方一行：他们的人道主义行为和兹瓦特迪克一样，永远值得历史铭记。
Z女士：“兹瓦特迪克是一位荷兰义人，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2000名犹太人，以色列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表彰和他一样的‘国际义人’。在授予何凤山先生‘国际义人’的仪式上，说到父亲的义举，何女士如此表述：‘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的……’”一位犹太人幸存者汗纳·塞奈什评价何凤山先生：“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资料：以色列不听瓦格纳】
瓦格纳已逝世126年，但他的作品在以色列仍遭抵制。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死后6年才出生的希特勒十分喜欢这位音乐大师，把他尊为雅利安精神的代表和“精神教父”，用他的作品作为纳粹党和冲锋队的党歌、队曲。
瓦格纳本人有排犹思想，不过“如果有排犹思想可以作为禁止一个作曲家的作品上演的理由，那么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都在此之列”，以色列里雄莱锡安交响乐团总监艾胡德…格瑞斯说。他本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2000年10月，里雄莱锡安交响乐团在以色列首次公演瓦格纳的作品《齐格弗里德牧歌》，两名大屠杀幸存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被驳回。两位老人及其拥护者便在现场晃动响板干扰演出，被警察请出音乐厅。此前的1981年，犹太音乐家祖宾·梅塔指挥演奏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艾索尔德》片段，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冲上舞台，解开衬衣，露出受纳粹残害留下的伤疤表示抗议，演奏不得不中止。
2001年以色列文化艺术节，犹太音乐家巴伦波伊姆计划指挥柏林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二幕“女武神”片断，大屠杀幸存者们纷纷上书反对，总统卡察夫和科学、文体部长等也要求取消演出。议会教育委员会专门就此进行辩论表决，结果除左翼梅雷兹党外，其他各方一致拒绝上演瓦格纳作品。
柏林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三场演出尾声，已经加演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百花圆舞曲》，观众仍迟迟不愿退场。巴伦波伊姆决定再加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艾索尔德》选段，并表示，他不想冒犯任何人，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