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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聊举一二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说说共产党人是如何轻视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共产党人所以能轻视我们民族的历史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发明了一个词汇：“阶级局限性”。古代中国人的一切高尚行为，一切睿智之举，大凡被扣上这顶高帽子就让人很不以为然了。譬如周文王，据说周易便是他写出来的，应该说他还是个大哲学家，在其执政过程中显示出一种非凡的远见卓识。有一次，在他出巡时发现了一具横死街头的死人尸体，他当即停下来命随同的官员将其埋葬。守城官员说这是一具无主的尸体，大意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周文王则说了一句让后世之人感佩不已的话：“我是天下人的王，天下之人，莫不是我的子民，怎能说他是无主之人。”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呵！但是今天的那些消除了阶级局限性的共产党人又有何作为呢？前些年，在我国的中西部甚至很多偏远地区的学生都对来自非本地区的孩子取消了借读费之后，那些富裕地区的官员们却偏偏不取消借读费，其居心何在？在此不想作过多的分析，总之和周文王是没得法比的。虽然最终这些地方还是取消了借读费，但是我感觉着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再譬如，温州有一个炒房团，对拔高房产的价值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温州的一位地方官员出于地方狭隘意识居然为其摇旗呐喊说：“他们又不偷不抢。”的确他们是不偷不抢，可是却祸国殃民，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工薪阶层人民的利益。可能这位官员太过见忘，短短五十年前，在上海，对于这样一些囤积居奇的投机倒把份子，陈毅市长那是要断然予以*的。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共产党人的兑变可真是快啊！总之通过这位官员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一则这位官员本位主义思想很重，另一方面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他很可能已经忘记了那些生活还十分贫穷的大有人在的那一批人。不错，周文王是有阶级局限性，但是同这许多官员相比我觉得我倒是更欣赏有阶级局限性的周文王，而不是当代的某些共产党人。在此我可以作这一种推论：如果周文王生活在现在，他自然是可以成其为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而如果我们的这许多大放厥辞的官员们生活在周文王那个时代恐怕是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得无影无踪的。因此所谓阶级局限性，虽则必要，但是不能过头。这种过头的阶级分析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我们虚心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为不利，妨碍我们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些假洋鬼子对待中国之历史也不泛荒诞论调。譬如因为中国人不是象西方那样为宗教思想所控制便断定中国没有文化；譬如中国人使用的汉字是中国人落后的根源等等等等。我觉得中国人落后可能还是因为中国人的眼睛生得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是蓝眼睛，命中注定了他们崇尚一种大海文化；中国人是黑白分明的眼睛，命中注定了中国人信奉阴阳八卦……这种种荒诞论调的始作甬者是柏杨，貌似先进，其实是拾人牙慧。柏杨被中国人抬得很高，那是因为这些中国人并没有见识到象我这样伟大的批评家，我个人认为柏杨除了发明 “酱缸文化”一词外一无是处。总之在柏杨看来中国文化是中了梅毒，是不治之症。我则认为中国文化因辩证分析，倘或真的是不治之症，那也就不用医治了，直接等死不更正确更爽快吗？自己这一代没把国家建设好却来怪祖宗是一种推托责任的表现，是一种没有骨气的表现。我想我们对待前人的历史还是不要一棒子打死的好，这种种论调其实同“阶级局限性”一样，只有左倾和右倾的区别，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货色，高明不到哪里去。
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得以写出一些颇有新意颇有心得的历史巨著来，首先能把那些只知道拾人牙慧的假洋鬼子们振一振再说。我想我所写的历史并不会过多的纠缠于历史、局限于历史，而在于充分挖掘潜藏在历史中的那一种民族智慧和全新的认知。呜呼！我并不缺乏这样的智慧和视野，只希望苍天能眷顾抱关萧生，如此而已！
少康中兴的历史根源
一、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
据史籍记载，夏启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太康。太康是个十分昏庸的君主。他终日不理政事，宴饮游乐，专嗜打猎。一次，太康带着随从到洛水南岸去打猎，这一去竟是一百多天不思返回朝歌。黄河下游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野心勃勃，他看到太康久未归政，觉得有机可乘便亲自带兵驻守在洛水北岸。等到太康乐不思蜀、兴高采烈返回到洛水边时却发现对岸全是后羿的军队，自己的后路已被截断。太康没有办法，只得在洛水南岸过着流亡的生活。太康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政变而被推翻的君王，而后羿则是历史上第一个靠政变而起家的君王。此时的后羿尚不敢自专，便另立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夏王，把实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后羿便是传说中的那位著名的神射手在生活中的原形，箭术高超，百发百中。仲康死之后，后羿便干脆将仲康的儿子相赶走，完全夺取了夏朝的政治权力。后羿登上王位后也开始贪逸游猎，把整个国家的政权交给他的亲信寒浞。总之后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类似于项羽、吕布一样的人物。寒浞也是个阴谋家，瞒着后羿收卖人心。嗣后也是趁后羿打猎之机被寒浞抓住机会而将其杀死。所谓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寒浞又取得了夏朝的王位。
寒浞不仅杀害了后羿，同时也灭绝了后羿一族，消除了政治上的一大隐患。但他怕夏族再跟他争夺王位，一定要杀死被后羿撵走的仲康的儿子相。相逃到哪里，寒浞的追兵便跟到哪里。相最后投靠同姓灌氏和斟寻氏，但仍然被寒浞抓住惨遭杀害。此时相的妻子正怀有生孕，被寒浞逼得没有办法，只得钻墙洞而出，只身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了儿子少康。
少康成人后急于报仇却被寒浞打败，只得投奔舜的后代有虞氏部落。少康从小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和远见卓识。有虞氏国君见少康年轻有为，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为他修建了纶邑让他居住。纶邑西有嵩山，北据具茨，南临颖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有田一成（方圆10里），有众一旅（500人），少康从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少康便以纶邑为根据地，抚恤招纳散亡的夏遗民旧部，发展生产，积蓄力量。终于等到时机成熟少康发起义师，联络夏朝遗臣伯靡，派女艾刺探浇的军情，伯靡挥军直攻有穷国都穹石，寒浞自杀未遂，被人民绑住拖到伯靡面前。伯靡历数寒浞各项罪状，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凌迟至死。接著少康命女艾攻打浇，季杼则奉命攻打豷。功成之後，少康命人将豷剁成肉酱，奡被设鼎烹杀。“整威仪东南行，求阳翟夏王之故都”，葺宫室，修钧台，视九鼎，天下诸侯纷纷拥戴。少康终于得以“坐钧台而朝诸侯”，重登天子之位。少康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专心农业水利，历史上称之为“少康中兴”。
二、历史根源
夏启的儿子太康所以对政治权力如此轻忽除了因为个人品质的问题而外，很可能也是因为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朝代，从夏启到太康仅仅只经历了二世，当时的统治者们对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并没有多少的实践经验，对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没有多少感性上的和理性上的认识。所以才会出现太康因贪逸游猎而失国的状况，而随之继起的后羿也并没能吸取太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样因贪逸游猎而失国，历史在这里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相比之下，寒浞则狡猾得多，政治手段要毒辣得多，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太康因贪逸游猎而失国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因为他亲手结束了因贪逸游猎而失国的后羿政权，对此已是心有余悸，因此他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与此类似，他对后羿未能铲除夏的残余势力所带来的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他夺取政权之后对一切影响他的政治权力的人和势力都不惜斩草除根，对后羿和后羿一族是如此，对仲康的儿子相如此，对相的儿子少康也绝不放过。因此在他成功地避免了同样泥沼的命运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误区最终仍旧没能够摆脱历史的的惩罚。因为其阴险狡诈树敌过多，终于被少康抓住凌迟致死。
从第二代夏王太康被后羿所取代；再到后羿的宠臣寒浞发动政变，血洗后羿一族；从仲康之子相被杀死，再到相的儿子少康长大成人恢复夏朝的政权这当中历时近一百年，当时的夏中央政权几易其手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夏太康只经历第二代而失国有些类似于秦二世及隋炀帝。但与秦二世及隋炀帝最终覆没整个王朝而不同的是夏仲康的后代却成功地恢复了夏朝的政权，这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里面有什么深刻的历史原因呢？答案或许就在于夏朝所实行的奴隶分封制度。
在夏启所处的时代，部落联盟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奴隶制度已经在部落内发展成形。当时的各部落的首领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个部落的最大奴隶主，夏朝的建立使得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奴隶主阶层所应有的待遇。因此各部落首领对于部落联盟制度已经毫无留恋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象夏朝这样的奴隶制度的建立不会象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变更一样伴随着血雨腥风，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
夏朝虽然处于残酷的奴隶制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但因为采用了诸侯分封制度，中央政权的矛盾相对来说是被分化掉了。奴隶分封制度在极大程度上确认了诸候国君的权力，确保了诸侯国君的利益。而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有利于避免各诸侯国之间的权力纷争，最大限度地确保其既得利益。因此奴隶制时代的诸侯分封制度能保持一种长期的有效的统一局面。甚至在中央政权几易其手，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至于倾刻间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各诸侯国之间处于一种均势力敌的态势，谁都没有掌控整个国家的绝对实力。当国家政权尚不足以严重侵害到各诸侯国利益时，各诸侯国还是依赖于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之存在。另一方面则可能还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使得单个的诸侯国无力与多个诸侯国作对以控制整个国家权力，而必须借助于其他诸侯国的共同确认才能有效地行使中央权力。在没有成其为有公信力的能被广泛公认的中央政权之前，可能各诸侯国君还是倾向于固有的中央政权。
无独有偶，不仅夏朝经历政权的动荡最终还能恢复夏族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在商朝也出现了各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使得中央政权大大削弱最后在盘庚迁都之后中央政权又加强了对局势的控制力。而在周朝，时之东周政权更是历奴隶制之春秋和封建制之战国而长期存在，可以说在中国的奴隶制之夏、商、周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中央政权一度被削弱的时期，最终都能不同程度地恢复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应该说这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奇迹，这是很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考究夏、商、周之历史还可以发现不仅是中央政权保持了一种稳定的态势，各诸侯国也保持了一种平稳的过渡。夏朝之取代了部落联盟制度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各诸侯国的最高首领。商取代夏也只是中央政权的变更，诸侯国事实上得以保存了下来；同样周取代商也是如此，除了中央政权易主而外，多数诸侯国事实上也得以保存下来。那么这也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些诸侯国的历史能够从部落联盟时代历夏、商、周而保全下来。譬如说东周之秦国君王的历史据说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时代，跨越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历史时期。这或许有秦国的诸侯国君自我贴金的成分，但并不排除它是一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