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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
秦嬴的孙子秦仲曾受命讨代西戎，从此拉开了与西戎争夺地盘的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可以说自秦之立国始，秦国便一直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与西戎发生争端，是为了拓展国家之生存空间；与东方六国的战争则是为了与东方一较高下，并进而吞并天下。长期的战争使得秦人具备了凶悍如野狼一般的性格，磨砺了秦人的坚强意志，国民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非其他东方诸国可同日而语。
虽然说战国七雄谁最终统一中国都并不偶然，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可能尤其以秦国为最。当然秦之灭亡东方六国，原因还有很多，譬如奉行积极的人才战略措施；譬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其外交和军事战略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秦之统一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秦在中国的封建历史长河之中只能以一种过渡形式而短暂在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六国虽众，人口虽多，地域虽广，但却各自为政，似一盘散沙，便于秦各个击破，秦之灭亡六国是一个拳头攻击六个分散的手指头。但是秦灭掉六国也使得原本一盘散沙似的六国合而为一成为了一个有力的拳头，从此六国之间的内部矛盾消弥了，但六国的人民祖祖辈辈所累积的对残暴的秦刻骨铭心的仇恨却终于汇聚起来而成为一条汪洋大河。秦正是为这种仇恨的风暴所吞噬，秦国在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的同时秦国的历史也走到了它的心头，为自己挖掘出一个导向自我灭亡的巨大坟场。
千古名臣魏征
一、大乱与大治
论及封建盛世必首推汉朝和唐朝。值得回味的是在汉朝和唐朝之前分别各有一个短命的王朝：秦朝和隋朝。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短命的王朝的存在对紧承其后的汉朝和唐朝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并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我在《秦灭六国的历史思考》中已述及，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统天下者必定是能够马上得天下之诸侯国。一个着力推行文治的诸侯国未必能在战国这样一个乱世时期一统天下。然而马上得到的天下却又不能在马上治理，历史在这里陷入了一种悖论，一个误区，注定了秦朝作为一个短命的过渡王朝的存在。秦朝的建立为汉朝继承一个统一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秦朝的迅速土崩瓦解也为汉朝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和警示作用。
那么隋统一天下而又迅速灭亡又有何借鉴意义呢？对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体会得至为深刻的莫若唐初的统治者。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尚处青年的房玄龄便发表了这样的独特见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通过外戚篡位而取得的政权能国运长久的。另一次他单独对其父说：“隋朝皇帝本无功德，只会迷惑黎民，不作长远打算。混淆嫡亲和庶出，让他们互相争夺，皇太子与诸王竞相奢侈，早晚会互相残杀。靠这些人国家将难以保全。现在天下虽然清平，但其灭亡却指日可待。”应该说房玄龄的这一看法是很有预见性的，比较吻合*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如果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摧毁旧有的经济秩序和统治秩序，那么继之而起的朝代会很快继承和沾染上前朝的痼疾而旧病复发或夭折，或被分疆裂土，或受制于政治集团，会因此而陷入灾难深重的混乱动荡局面。但是房玄龄的这一历史推论并不适用于隋朝。或者说历史的总趋势是如此，但是却并不符合这一特殊的时期。
隋文帝杨坚凭借外戚的身份夺取北周政权，显然并没有摧毁旧有的经济秩序的历史时机。但隋文帝却实现了盛世之治，这里面有什么深刻的历史原因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在隋之前，中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局面，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与蹂躏，迫切渴望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安居乐业，是“生民何计乐樵苏”。隋文帝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实现了国家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前300多年近4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统一；经过隋文帝精心治理，使隋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的强盛国家，为中国封建社会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可以说和王莽篡位有着天壤之别。王莽篡位并不具备隋文帝之天时，他推行的种种举措均告失当，这是造成其悲剧性的下场的最主要原因。以王莽的末世之治来预言隋之统治未必正确。紧承隋文帝之后的隋炀帝虽有弑父篡位之嫌，但是在其统治之初政权还是稳固的，并没有出现象房玄龄预言的那种因皇太子与诸王争位导致的政治混乱和动荡局面。倘若隋炀帝能继续沿着其隋文帝开创的道路走下去，隋朝的继续发展是很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位在历史上素以奢侈残暴著称的皇帝，因为一种旧有统治者所不可遏抑的惰性使然最终导致其安于骄奢淫逸而致灭亡。按说隋炀帝也是有才识之士，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恶果其实他也是心知而肚明的，然而他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非得要自寻死路不可。人类之惰性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房玄龄对隋朝的预言，首先他预言了隋将灭亡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他给出的三条理由有两条却未必是占得住脚的。第一，隋文帝之阴谋篡位是导致隋迅速灭亡的原因，不符合隋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第二，皇太子与诸王之争会导致政权不稳，这一种状况在隋炀帝统治之初并未出现，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因为继位者的竞相奢侈导致隋朝之灭亡，可以说只有这一条理由是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然而正是这致命的一条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隋朝的历史留给唐朝统治者这样两重经验和教训：一是隋文帝之治从正面说明只要举措得当是可以很快实现一个国家的迅速发展的；二是隋炀帝的*则从反面说明了统治者的昏庸残暴是一个国家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隋朝的灭亡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政治风暴的唐太宗李世民所经常提及的话题，这种教训之深刻，是这位天才的政治家迫切需要警钟长鸣的原动力。魏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二、谏臣第一
在《贞观政要》里曾记载了这样一则著名的事例。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左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询问他北门近来又在营建什么工程。窦德素将此事报告给唐太宗。太宗便责备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里的事，我的北门稍有点营建，何须你来动问？”玄龄等惶然下拜谢罪。魏征在一旁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指责房玄龄，也不理解左仆射和右仆射为什么要下拜谢罪。房玄龄既然做了大臣，也就是陛下的股肱耳目，有所营建，怎么可以不让他知道呢？而且所营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使用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好，房玄龄应协助陛下来完成；做得不对，即使已在营建也当奏请陛下停止。这就是君任用臣、臣侍奉君的正道。房玄龄等人问了完全没有罪过，而陛下却加以指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房玄龄等人不清楚自己的职守，只知道下拜谢罪，我同样不能理解。”太宗听了这番话深为惭愧。
这段史实说明了对待同样一件事，房玄龄等人选择的是做一个忠心耿耿的顺臣，而魏征则选择的是据理力争做直言敢谏之臣。那么为什么房玄龄就不能做谏臣呢？是他缺少这样的才智还是性格使然，抑或是环境所致？我个人认为房玄龄其所以不能成为谏臣，并非才智不及于魏征，也非性格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环境所致。
纵观房玄龄的一生可以说房玄龄一直走的是一条宰辅之道。早在贞观前房玄龄便成为其旧臣。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在封建社会中，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顺臣，而非直言敢谏之臣。他与李世民早已成为了君与臣，主与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他不能僭越封建礼教一步，他得时时刻刻谨守为人臣之礼和本分。高处不胜寒，他得一如刘邦时的萧何一样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以免一朝不慎为君王所不容。
但是魏征却不同。当房玄龄为李世*筹帷幄平定社稷之时，魏征先是投靠元宝藏，继而转投李密，被窦建德俘获后再投窦建德。窦建德为唐军打败后，又被时为太子的李建成招为洗马。他还因多次劝说李建成对李世民采取果断措施为李世民所忌恨。可以说在贞观之前他一直游离于李世民的权力圈子之外。他们之间还远没有确立君与臣，主与仆的关系。这使得魏征有了成为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的特殊身份。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才与魏征有了的第一次直接对话，当时李世民质问魏征说：“你挑拨离间我们亲兄弟是何居心？”魏征却回答：“太子如果早听从了我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了。”正是这样的一次对话，使得魏征以其敢说真话，违逆之语的鲜明个性而进入李世民的视野，从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历史有了其他可能性，譬如是故太子李建成做了皇帝，即使是李建成会一直重用魏征，那么魏征是否能成为这样的直言敢谏之臣？我想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他是李建成的旧臣，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也只能做一个房玄龄式的宰辅之臣。
无独有偶，唐太宗时还有另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王珪，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背景与魏征相仿佛，也曾出任故太子中舍人。玄武门之变后因受牵累被流放到隽州。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计前嫌拜为谏议大夫，在此职位上他就曾多次强颜直谏，深为李世民所忌恨，也深为李世民所器重。王珪的一如魏征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他只能成为谏臣而非辅臣。
魏征及王珪的特殊经历给今人这样的警示作用：盲目的愚忠，循规蹈矩，从来没有真正的批评。一个人需要跳出从某种故有的圈子之外看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的兼“思”则明，所谓旁观者清正是此理。
三、魏征的历史作用
关于魏征的历史作用前人论述亦多矣。我只想就如下事实谈论些个人拙见。
在隋文帝时期，由于文帝杨坚之文治武功出现了开皇盛世。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使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魏征对唐朝的盛治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殷切的希望。
曾几何李世民常常在群臣面前长吁短叹道：“现在国家是大乱之后，真是很难治理啊！”魏征却回答说：“其实大乱则容易达到大治，就象饥饿的人容易喂饱一样。”李世民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显得有些缺乏信心，接着说道：“听说即使是圣人治理江山也需要百年时间之久呢！”魏征却回答说：“这些话不是论圣人君子的。圣人治理江山上行下效，来得如同回声一样快，很快就能实现，是不会很困难的。”坐在一旁的封德彝则对此深表怀疑：“实际情况哪里会象魏征所说的这么容易。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轻浮欺诈。秦王朝任用严刑酷法，汉朝采用霸术，都是想治理却做不到，或者并不是可以治理好而没有付诸实施。魏征不过是一介书生，好说大话空话，恐怕要白白地耽误国家大事，皇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魏征听了十分生气，马上反驳说：“五帝三王统治时期的人民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如果象你封德彝所说人是越来越奸诈，那么发展到现在，人人都要变成妖魔鬼怪了，那还怎能施行德政教化呢！”魏征的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但是心里却不服膺。唐太宗对此却十分欣赏，深信不疑，并采纳了魏征等人的意见。
唐太宗与魏征的这次对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魏征的话为贞观之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这一番对话开启了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
读到这则史实，我常常会生出许多感慨。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隋文帝时期的开皇之治，但是中国却并没有能借鉴其成功经验做到象唐时那样的盛治。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令人深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