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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杀害于谦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冤杀，和赵构杀害岳飞、朱由检杀害袁崇焕都同出一辙，被历史所不容，被正义所不容！
于谦死后，归葬西湖，后人有诗：有赖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说：“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后人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抗击侵略者，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谦的公而忘私的大义风格和品格：据浙江人屠隆记载，于谦事前知道石亨等人的密谋，那时候，军队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中，于谦只要一声号令，徐有贞、石亨顿时化为乌有，可是，于谦说：“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宫不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宫得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大公忘私，大义凛然！
成化二年，明宪宗迫于人民的呼喊和朝野的压力，给于谦平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祭文称：“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一时天下人心稍稍平复。
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英宗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英宗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英宗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英宗如此感叹。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计无所出，只是忧心不已。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英宗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
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食禄1500石。本来景帝很信任他，病重时让他代行祭祀大礼的。没想到他却趁机发动了这场政变。
而景泰皇帝则在二月初一被废为郕王，还居西内。这时候，有个笑话，因为朱祁镇复位心切，正月十七宣布复位，可是，他忘了废掉朱祁钰，一时间，居然有了俩皇帝，只好在下月下旨废掉朱祁钰。朱祁钰被废以后不久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因，明史上只说是薨。据考证：是朱祁镇派太监蒋安用布帛给勒死的，这件事在明朝就很是被大家所坚信，包括明宪宗朱见深，只是因为英宗的面子不可能公布罢了。另有一个旁证也可以说明问题：
景泰的皇后汪氏反对易储，被景泰废掉，明英宗本人一向不赞成殉葬，他也是明皇族第一个废除殉葬制度的皇帝，然而，当景泰死后，英宗不仅不感谢这位当年保护他儿子的弟媳汪氏，反而下令汪氏殉葬。这件事遭到钱皇后和见深的一致反对，连孙太后也出面干预，这样，朱祁镇才放弃。从这件事看，对待汪氏尚且如此，对待景泰那就不难理解了。何况自古以来，为了皇权，弟杀兄、子杀父都比比皆是，这又何足为奇呢？
朱祁钰死后很是凄凉，史称：谥曰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
直到朱见深做了皇帝以后，才给这位实际对明王朝有过大功的叔叔平反，这也是明宪宗一生做的第二件也是最后一件漂亮事（第一件是给于谦平反）。成化十一年，正式下旨：“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此后，追谥：景皇帝，庙号：代宗。
英宗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陡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英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因此，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
在他复位之后，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放建庶人。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英宗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英宗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朱祁镇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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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朱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崇祯皇帝。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汉献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但崇祯不一样。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按说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不仅如此，后代许多人还极力称赞他是一个励精图治、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好”皇帝。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
然而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
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
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从历史上看，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