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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时代，我曾经和这些居住在木板房里的某个犹太人或者“混血儿”是认识的，是街坊，是邻居，是玩伴儿，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玩耍，并没有那些有学问的人说的那样，有什么“文化冲突”。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居住在木板房里的犹太人都很穷，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流亡者。他们由于生活贫困，经常变卖家里的东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很杂，喂奶牛、当马车夫、卖青菜、修汽车、修乐器，在铁厂干活儿，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仅仅是看到他们在平静地生活着。
是啊，这些发生在木板房里的普普通通的、不大为人知的故事，正在随着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页一页地消失着。今天，我几乎有点看不清那些俄国犹太人的泪水、他们理想的失落、亡亲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国籍的茫然。他们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也在他们中间消失……
当年，在炮队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谊路）、埠头区（今道里区）——特别是埠头区的沿江一带，还有埠头区的八道街、秦家岗（今南岗区）等地，新商务街（今果戈理大街）、松花江街，以及关达基街（今河图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尔街（今安国街）、谢尔吉耶夫街（今安广街）等等，到处都是犹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尔滨还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这里，我要引进一个与“木板房”有关的话题。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沙皇政府借此机会，胁迫前来祝贺的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条约》（又称《###》）。依照该条约，中国允许俄国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建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简言之就是，无论是战时或是平时，俄国人都可以在该铁路上运送军队或军需品。《###》签订后，又相继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沙皇俄国不仅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特权，而且使这条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动工之后，沙俄就可以随便砍伐铁路沿线及附近森林，作为铁路枕木、建筑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没有上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哈尔滨的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筑领域有一个“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亚式建筑”。而这些“西伯利亚式建筑”，最早是出现在哈尔滨的新阳路一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远的老木板房（2）
早年，哈尔滨的新阳路（过去叫大同路）一带被称之为“偏脸子”。当时，哈尔滨的城市版图尚小，人走到了新阳路一带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称这里是平民区，是偏脸子。
这种偏见并不是毫无缘由的。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有相当数量的俄国人由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流亡到中国境内。这些形形色色、成分复杂、背景复杂的俄国人，有的在绥芬河住下来（并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儿），有的则客居在中东铁路枢纽重镇一面坡，但更多的人来到了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哈尔滨。1918年，城市管理当局便把新阳路这一带的沼泽地，划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俄国人，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意在体现一种无偿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临时的家园被有身份的人称之为“纳哈罗夫卡村”，也称“纳哈勒”——意为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的地方。
纳哈罗夫卡村的木板房，杂乱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儿的是，这些简陋的木板房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俄式的建筑风格。不错，家，是最能体现个人意志与情感的。
由于沼泽地上无路可走，俄国人只好在这些木板房的房与房、房与街之间搭建一些错综复杂的栈桥通行。后来，由于这里的居住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倾倒大量垃圾和残土，才使得这一带有了街道的轮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犹太流亡者也相继来到了哈尔滨，于是，这儿的俄式木板房就越来越多了，俄国的风味也愈来愈浓了，而且，木板房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了。这种景观曾再现在我去海参崴的那些日子里，在海边的一个别墅区里，到处是榆树、白桦、狗、俄国妇女和宁静的木板房……这大抵就是新阳路早年景观的再现。
其实，新阳路最早的街名出现在1910年，叫“阔日利街”。这个街名似乎就决定了这条街的建筑风格。
听老一辈人说，这里曾是个卖旧物的“八杂市”。资料上记载，1937年12月13日，伪哈尔滨市府在安和街设置旧物商店，北市场等地的旧物商店一律迁移此地。后来全部改成住户了（再后来，扒掉了全部的木板房，盖上大楼了）。昔年的影子像云朵一样飘走了。
早年，我的小学老师、班主任，一个中俄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她就住在这样的一幢木板房里。也可能是黑龙江的土地太肥沃了，也可能是年头太久了，她居住的那幢周围种着果树的木板房已经半陷在地里了，但仍然倔强地保持着“西伯利亚式建筑”的姿态。我的这位混血儿老师虽然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却说着一口流利地道的汉语，她没有因为自己是混血儿就不太负责任，相反，这个老师相当负责任，批评学生的时候，语速很快，手不断地摆动着——她是在用整个灵魂批评你。她也知道我们并不怎么听，于是，她就更加愤怒了。所以，她留给我的回忆总是一张愤怒的脸和一本正经从那幢木板房里走出来的样子。
我还真切地记得这一带的蝴蝶很多，而且个个蝴蝶大如瓷碟。我们那些小孩儿就用扫帚去扑它们。那些流亡在这里的犹太人就站在他们的木栅栏院子里，站在他们的木板房前，久久地凝视着我们。
后来，这些鳞次栉比的木板房及它们的主人，像一支秘密部队一样，一夜之间消失了。在我们这些当地人还不完全了解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们就走了……
永远的老木板房（3）
自然，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不单单在新阳路一带有木板房，像1905年犹太人创办的达尼洛夫剧场也同样是一幢木板房。这个剧场在道里的炮队街，即现在的通江街。那是一家轻歌剧院，它也是哈尔滨最早的歌剧院，虽然它规模不很大，但是，在轻歌剧历史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家剧院所有的外立面、窗户，包括天棚，里面的内容，全部是木板的。全部用木板搭建起来的永久性歌剧院只在19世纪初的哈尔滨有过。无论如何，这应当算是一个建筑艺术珍品。可是，城市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个写作业不断出错的孩子一样，写了擦，擦了写，直到它满意为止。
这幢高大的歌剧院与普通的木板平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人”字形的屋顶，也是普通民宅式的窗户。所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圆顶的木板式建筑，那里是剧场。它的大门被装饰了一下，类似我们现在的广告牌，竖起“达尼洛夫剧场”几个俄文字。那时候听歌剧的人不多，都是那些流亡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但无论怎么说，这是他们难得的精神栖息地。
哈尔滨另一座有名的木板房，也是一个犹太人建造的，叫包俄夫斯基的马戏团。它要比达尼洛夫早一年，在1904年建成。这幢建筑很像一座木板式的教堂，不同的是，它的窗户和巨大的门脸都特别醒目，而且在突出的木制门垛上，各画了一个北极熊，北极熊下面是一个拱形的包俄夫斯基马戏团的招牌。在尖顶的屋顶上插着马戏团的旗帜，同样有一个栅栏院，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的、可以透气的木制剧场。从外观上看，达尼洛夫的圆形剧场的构思似乎就来源于包俄夫斯基马戏团。
简而言之，木板房成了俄式建筑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或者体现在墙壁上，或者体现在门窗上，或者体现在凉台上，或者体现在雨塔上。它是一种资源的证明、地域的证明、富有的证明。当年，这样的木板房还有一些接纳病人的医院。总之，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愈多，盖木板房的材料需求量也就愈大，于是，俄国犹太人木材商斯基德尔斯基等人便在江边修建了木材加工厂，加工顺江漂下来的木材，用这些木料先盖了中东铁路机械总厂的简易厂房，并因此在工厂附近形成了第一个木板房工人村。早年，在松花江的九站一带还有一条俄国犹太人修建的环形铁路。俄国人在那儿还设立了一个临时货运火车站。俄国犹太人在靠近松花江沙滩北岸的太阳岛也盖了许多俄式木板房，这些木板房的犹太主人大都是以养奶牛放牧为生。而那些有钱人则在这里盖起了别墅。即使到了今天，哈尔滨人仍然热衷用木板装饰自己的居室。
而今，在哈尔滨繁华的市中心，只有“永安文具店”一家俄式的木板房了，它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是那么渺小，那么不济眼啊。它将在何时离开这座城市呢？
而今，我的那位混血儿的班主任，不知她去了哪里，是在俄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她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她还会回忆她当年住过的那幢“西伯利亚式”木板房吗？
红十字幼儿园（1）
哈尔滨红霞幼儿园，位于道里商市街和哥萨克街的街口处，就是而今的高谊街与红霞街的街角处。据说，这幢欧式的古典式住宅曾是一个美国商人的私邸，是一幢出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的建筑作品。但房子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美国商人，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生意，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已无从查考。从这幢建筑的规模与艺术品位上看，这幢房子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一点的文字记载呢？我也问过一些地方史志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询问与回答就这样结束了。这个隐匿在老宅深处的、始终看不清面目的主人，给了我一个谜一样的印象，让后人的询问与回答永远飘浮在半空中。
但是，有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商人，一个有钱人。没有相对殷厚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建成这样一个规模的私人宅院。从这幢建筑的风格上看，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位房主是一位法国建筑艺术的崇拜者，特别是对城堡式建筑有着特殊的兴趣。
这幢私邸建筑，造型优雅流畅，结构严谨自然，功能全面合理。在它身上能明显地看到中世纪建筑的影子，比如与奥地利的天鹅城堡就有某些相像之处。从这一建筑上不仅显示了犹太人超凡的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私宅主人如果是美国人的话，那么，在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一种法国浪漫主义的古典情怀。但是，他真的是美国人吗？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美国人呢？根据是什么呢？总而言之，一个美国人把自己的私邸搞成这种样子，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认为，或者他是美国、意大利、法国籍的犹太人也未可知。
然而，与他一起生活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一些人，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为什么他们突然从这幢古典式的建筑里蒸发了，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难道他们一家竟然遭受了什么不测吗？抑或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秘密？
真的想不出啊。
是的，忘却与消失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意外地感到一种别样的冷峻之美、神秘之美和哀伤之美。
房子的主人“消失”之后，这座建筑被改做“红十字幼儿园”，再后来被改为红霞幼儿园。在被称之为“红十字幼儿园”时期，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三年。
早年的“红十字幼儿园”，正如前面所说，是一幢别致的法国古堡式建筑，整幢建筑呈灰白色，在天空之下显得分外典雅，相当梦幻。几乎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都会深情地看上它一眼。它虽然很奇怪地没有进入哈尔滨“标志性建筑”的行列，但是，它始终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欧式建筑之一，是这座城市市民的“大众情人”。
当年进入这家幼儿园的孩子，有一条规定，必须是当地医药界人士的学龄前子女。因为“红十字幼儿园”是由当地和苏联红十字组织联合创办的。
“红十字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苏联籍的犹太人，而且女性居多，并且个个都很活泼、健康，喜欢在庭院里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感觉她们在这里的生活很快乐。幼儿园的收发室老头也是一个犹太人，白头发，灰眼珠。他还负责浇庭院里的那个鲜花盛开的大花坛，他用剪子修剪花枝儿时，端着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