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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奎到钢铁厂看见老上级一个人生活实在可怜，就把这事跟周桂昆说了，周桂昆说：“我家小孩多，饭食比你家稍差些，老上级如不计较就到我家吃去，好歹也有个热饭热菜吃。”张东奎说：“这事也不是小事，你回家得跟随你家老嫂子说通。”周桂昆又说：“你老嫂子（周桂昆爱人）也是个热心肠人，没问题。”周桂昆夫妇俩和张东奎夫妇俩一起去钢铁厂动员老上级回周桂昆家入伙生活，老上级坚持不去，还是周桂昆的爱人和张大嫂硬是把老上级拽走到周桂昆家吃饭。周桂昆家四个孩子，大的二十，小的十几岁，都是吃壮饭的年龄，城里供应粮不够吃，如今又添了一张嘴，周桂昆的爱人想方设法弄来一些粮食搭配着吃。老上级把老伴费瑞芳从上海寄来的钱和粮票也都补贴进去。老家大队书记周桂林听到老上级到了大哥周桂昆，就经常从老家驮来粮食，送给大哥周桂昆家。周桂林的生产大队工分分值较高，虽然桂林也有好几个孩子，但周桂林和老伴都挣工分，桂林的老伴尤其能干，因此周桂林家年年有结余，是个余粮户，农村有粮食吃，花钱地方少，不像城里什么都需要钱。周桂林到城里一趟，除给大哥周桂昆家送些粮食，还时不时地掏出二十、三十块钱来，交给大哥补贴家用。
有时周桂林到城里大哥家，周桂昆会派家中孩子去找张东奎来家里喝酒，周桂昆家一桌坐大小四个老头——三个小老头、一个大老头（张英华）：老上级、周桂昆、张东奎、周桂林。四人围桌而坐，酒席桌上也会发一些牢骚。周桂林干过老上级的警卫员，老上级就喊他：“桂林，现在农村生活怎么样？”周桂林答：“三年自然灾害后，农村生产逐渐恢复，社员生活有所好转，特别是我们生产大队，副业搞得好，社员生活比周围各大队都强，在全公社也首屈一指。后来上级搞‘抓革命、促生产’农村大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员心散了。我们大队多亏过去搞集体经济有些底子，所以全大队社员整体生活状况仍比周围大队好些。”张东奎也接着说：“我们县工业也好不哪里去，工人上班，班前班后学毛主席语录，狠抓阶级斗争，全县工业生产下滑，工厂领导被造反派侍权，很少人真正关心生产。”轮到周桂昆说话了：“船闸不是真正生产企业，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来船放船，保护好船只、设备安全就是了。我没事就看看报纸，研究、关注中央下发的一系列文件。我发现随着无产阶级*的深入开展，工农业生产还要进一步受到影响。老干部还要进一步受到冲击。城镇居民特别是工人、学生、无事可做，天天停工、停课闹革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周桂昆忧心地说：“我大儿子是红卫兵，随学生出去大串联去了，听说串联路上免费吃喝，免费乘做汽车、火车、轮船，全国这么多学生都出去大串联，国家能承受得了么？”
张东奎按县革委会的要求，定期写一份材料上报县革委会，说明大叛徒、大特务张英华的监督改造情况。县工业科的同志写完张英华的材料都必须交张东奎过目。张东奎发现不合适，主动参与修改，材料上反映大叛徒、大特务张英华如何老实接受改造、老实接受单位批判，工人又如何狠批张英华的，内容都是编好的，实际上工人很照顾张英华，很少对他进行批判。县革委会把这些材料上报地区革委会，地区革委会又转到上面有关部门。不久县革委会接到上面文件，文件上说：“对大叛徒、大特务张英华的处理太轻了，要加大大处罚力度，严厉严厉再严厉。为此建议把张英华下放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其劳动改造。”县革委会把文件抄一分转给张东奎。张东奎保护不了老上级了，就和周桂昆商量，周桂昆想了想说：“老上级不能留在城里了，我们活动一下，争取把老上级安排到来龙公社去，来龙公社党委书记和我熟悉，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过，请他照顾一下。条件是老上级不能挨批斗。再者说，来龙公社离我们老家近，又是老上级过去战斗多年的地方，当地老百姓也会善待老上级的。”张东奎说：“行，那我们就活动活动。”
老上级从县城下放到来龙公社粮管所。粮管所答应，每个月发给老上级一点基本生活费。老上级张英华来到来龙粮管所。张英华一生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在城里有老部下、老战友照应，生活还不愁。到了农村，经济上发生了困难，钱不够花。他就想做点小生意，赚点零花钱。他从牙缝里省点钱，买来一些带壳的生花生，炒熟了，提到来龙公社集头卖。遇到熟人，就捧一捧给人吃，不要人家钱，跟人拉呱，打消时间。
一天老上级又到集头卖花生，突然看见一个眼熟的身影从他身旁走过，穿着破棉袄，头戴露出棉花的破棉帽子。那个人没有注意到张英华，张英华却忽然想起来那人是张苗清——以前陷害过他的老部下。此人正是张苗清。他大喊：“张苗清”，张苗清回头一看，也认出是张烧包——张英华，他走也不是，回也不是，愣站着。听见老上级喊：“张苗清，过来吃花生。”张苗清肚子饥饿，抵挡不住花生的诱惑，返回到张英华花生摊前。张英华抓了一大捧给他，说：“来，坐下，慢慢吃。”张苗清坐下剥着花生往嘴里填。也许是腹中饥饿罢，张苗清剥花生吃得很快，觉得熟花生特别香。张英华也吃着花生跟张苗清拉呱（聊天），问张苗清：“你不在山东某一大城市工作吗，怎也下放到老家了？”张苗清“唉”地叹息一声，就和张英华讲起：“四九年四月份，我们在南京汤山被编遣后，组织上分配我到无锡工作，工作时间不长，因我是苏北人，就调到徐州，从徐州又调到山东。从此稳定在山东一城市安家落户。五五年，组织上清查阶级成份，我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又干过贼，我老实说出（这时，张苗清已把老上级张英华咬出来了，又不好意思当面说）后，组织上又派人到老家调查，情况属实，我的工作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无产阶级*爆发，我被人揭发……”张苗清破棉袄上的毛主席像章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像章很大，而老上级张英华胸前挂的毛主席像章比较小。老上级自惭形秽，故意用大棉袖口把自己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遮挡住，但还是时不时露出一小块。张苗清没注意这些，他继续说：“组织上强行命我全家下放到山东农村，我想还是回老家好些，就带全家来到宿迁老家。家中孩子多，又没种过地，日子过得差些。”老上级说：“都一个样，一个样，半斤八两。”人都到了这一步，所以张英华并没有责怪张苗清的意思，他硬拉着张苗清，要留张苗清吃饭。张苗清心中有愧，哪好意思要老上级请他吃饭，便推拖说：“老上级，我还有事，家中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呢？改天我请您。”张英华看着张苗清远去的背影，心中感叹：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从此张英华很少见到张苗清。不是见不到张苗清，而是张苗清不愿看见张英华，以后张苗清很少赶来龙公社集市，不得已赶来龙集，也大老远躲着老上级张英华的花生摊子。
张英华初到来龙粮管所后又在来龙集头摆花生摊子，有一些四十岁以上的社员过去见过张英华，在集头张英华的花生摊子周围左一拨，右一拨，指指戳戳：“那摆花生的摊的大汉子老头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张烧包吗”张英华也不在乎，任社员们议论去吧。张炮包摆花生摊子，也不是一天两天，天天在那摆，赶集的社员也就慢慢习惯了。
上海的费瑞芳除上班和照看在大学里读书的女儿外，无时无刻不挂念远在苏北老家的老头子张英华，有时晚上做恶梦，梦见老头子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她多么想回苏北老家看看老头子，可班不能停。老头子工资自下放苏北老家，工资就停发了，一切待遇都没有了，她要上班挣工资，寄些给老头子，家庭还要过日子。时间难挨，亲人不能相见，费瑞芳找人托关系，找门路想把老头子张英华转回上海，可上海市委由四人帮爪牙把持，老干部都被打倒，她实在找不到把老头子弄回上海的路子。她想老头子，可只能在晚上梦里相见。
*中后期，一部分有远见的领导已经看到了*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看清了“四人帮”及其党羽打倒一切，以便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要听任他们之流再这样搞下去，将会*亡国。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倡议下，由毛泽东主席允许，*复出工作，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复出后着手对工业、铁路交通、党、政、军进行整顿，解放了一些在农村牛棚里、在厂矿企业里的老干部，老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在上海家中的费瑞芳看到希望，就找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活动活动，把老头子从苏北老家转回上海，在老同志的努力下，张英华得以回到上海钢铁厂接受改造，但只能发给少量的生活费，不发工资。费瑞芳满足了，老头子终于又能回到上海，回到自己身边了，破碎的家也已完整如初。
七六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中国大地复苏了，一派喜气洋洋，处处春潮澎湃。*在被“四人帮”短暂打倒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又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全国无数冤假错案得以*昭雪。被“四人帮”*致死的老帅、老将们*了，恢复了名誉，还活着的又被党中央、国务院安排在领导岗位。老领导们重新走向领导岗位，使暮年的张英华感到春天来临了，在老伴费瑞芳的反复劝说下，张英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就自己的历史问题、革命经历作了说明，由于张英会自身犯过错误，且历史经历比较复杂，所以直到一九八三年十月，在中央工作的老将直接干预下，张英华得以*，彻底恢复名誉。补发所有停发工资，享受正师级待遇。在中央工作的原华野老将谭政委通过上海市委转交给张英华一封信，信中说：“张英华同志，我代表党对你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向你表示致歉，你记得否，我曾经通过电台给你拍发过一首明世宗皇帝朱厚熜《送毛伯温》的一首诗，诗中最后两句是：太平待诏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这战袍虽然解得迟了些，但人活在世上，始终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希望你为党的事业继续发挥余热，这就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张英华手持老领导的来信，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此时张英华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上海军分区担任顾问。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年龄已高，不能再为党继续工作了。按规定办了离休手续，正式离休。
在宿迁县城这座苏北小城里，人们依旧工作着、生活着，过去的岁月已经成了过眼烟云。周桂昆依然是宿迁船闸党书记；张东奎还在县工业部门工作；周桂林不再干大队书记了，年龄大了，让位给年富力强的人干吧。在家中帮老伴带带孙子，孙子能走路了，周桂林又清闲了，儿女们怕父亲闲出病来，从集市上买回几只羊，让老头放羊。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家家户户忙起了各家的责任田，人民公社改回了乡，生产大队改回了村，生产小队改回了组。村里的党支部虽有支部书记，但党的力量在农村基屋似乎没有从前坚强了。当起老羊倌的周桂林，赶着羊群有时特别到村部——原来的生产大队部附近转转。集体经济无人过问了，村部周围的榨油坊、豆腐坊的大门被生锈的铁锁紧紧锁住。周桂林推开门缝，朝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