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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网球队长詹宁斯的三盘较量中赢了两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巨大胜利。詹宁斯打败过塞德里克·梅杰。后来梅杰在福雷斯特山赢得了退伍军人全国网球单打锦标赛冠军，他的球艺一定在我们那次联赛之后大有提高。他还成为“莱哈平原铁路”网球队长，60岁时死在网球场上。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被人看作书呆子，在体育运动方面一文不值，要是那次联赛的时间定得不那么尴尬，我在网球赛中的胜利本来是会大大增加我在同学中的威望的。因为联赛直到我们毕业之后才结束，所以实际上谁都没有听到我获胜这个惊世骇俗的消息。我们的体育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问道：“你是如何打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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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10）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从布鲁克林搬到布朗克斯区的凯利街。两年前的情况被可笑地扭转过来。两年前是我住在布鲁克林边缘，到曼哈顿北部的中学去读书；现今住在布朗克斯边缘，到布鲁克林区中心的中学去读书。
15岁时，我设计出一样东西——这是几项在我一生中多次让我绞尽脑汁，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的第一项。在我们所住的这种公寓里，来访者在楼下按门铃，铃声在厨房响起，然后主人揿一个控制楼下大门门闩的按钮，让来访者进门。由于我最小，所以铃响起时，我不得不放下书本去揿按钮。我对开门的责任很恼火，于是产生了发明的念头。我想电线可以从门铃连到按钮上，这样铃舌的运动可以切断电流，打开楼下的门闩。
经过多次笨拙的努力，我终于把这种装置安装好，并运作起来。我甚至在电线上装了一个小开关，以致在全家人外出，不想使门打开时，可以关掉该装置。我确信，当有人在门厅按门铃时，门闩开始慢慢转松，他就能打开大门。与此同时，我们还像以前一样会被铃声提醒。我幻想自己发明的小玩意儿安装在世界上每一个公寓里。制作成本很低，按我家公寓里的试装成本计算，装置一个，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赚1美元。当然，其他城市获得安装许可所应支付的专利使用费更可观。在家里，我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打算重振门楣，甚至要使家庭达到新的富裕高度。
不消几天我的梦想就化为泡影。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机械制作上存在着困难。门闩只有在人持续把手指按在楼下门铃按钮上时才会慢慢转松。来访者通常按门铃，注意到门闩立即发出咔哒的声音，然后撇下门铃，抓住门上的球形捏手。唉！当他的手指离开门铃按钮时，咔哒声立即停止，大门重新关上。来访者有点灰心丧气，只好重做一遍——也许重复几遍——结果总是老样子。到这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只得下楼来帮忙。来访者说我们的发明不怎么样，于是我们作出蹩脚的解释。但是会操作这种装置比不知道如何操作更糟。我们公寓里的所有年轻人不久后都懂得如何操作它。他们若无其事地揿门铃按钮，另一只手巧妙地握住门上球形捏手，把门打开，当我们在楼上纳闷为什么我们的客人没有露面时，他们已冲上楼，走进自己的套间了。不久母亲感到忍无可忍。她吩咐我拆除这该死的装置，我只得忍痛割爱。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我苦思冥想了各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再也没有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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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和技工（1）
工作日很长：5点半，巴曼太太把我唤醒，我迅速穿好衣服，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走到牛棚去干第一件活——给大露西和小露西挤奶。
1910年6月的某天早晨3点30分。泽西城伊利铁路终点站像一座空荡荡的大谷仓，只有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才辨认得出候车室有拱顶和椽子的轮廓。一个角落上有芝麻绿豆大小的黄光。这光线是从电话间里射出来的，电话间的门半开着。
在狭窄的电话间里坐着一个刚满16岁的青年，他是候车室这座大建筑物内唯一的人。他很不舒服地弯身坐在靠近电话机的小椅子上，电话按古老的方式突出地装在墙上。在木架上的绿色灯光下，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也是绿色的书。这是《世界文学丛书》第44卷，凡卢兰男爵弗兰西斯·培根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法官、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随笔作家。1603年受封为贵族。著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随笔》等。——译者写的《学习推进论》。
我困极了。我从未这么迟还没睡，熬夜使得我浑身酸痛。一切都在促使我瞌睡。夜已深，紧张的神经、昨天的劳累、周围的黑暗、宁静和沉寂、我正在阅读的冗长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就像泰山压顶一样向我袭来。但是我决心不入睡，几乎完全依靠意志力才使沉重的眼睛张开着，因为我不能再一次错过上火车的时间。一想到误点，自己就觉得太荒唐可笑。
离凌晨5时上火车还有很长的时间，我又回想起昨天下午自己犯下的愚蠢错误。我怎么会这样的无能，像小孩子一样的怕羞呢？
前天午餐后不久，我已向母亲道别。我要到纽约州新米尔福德去，在雅各布·巴曼先生的农场充当夏季小雇工。这件事是布鲁克林男中的数学教授韦弗博士安排的。与他只戴室内便帽，不拘小节和待人尖刻不相称的是，他倾全力帮助城市少年体验农村劳动和生活的整个节奏。我一下子就被他的雄辩说服了。我与其他3个孩子签名，表示夏天愿到农场去当学徒。报酬是每个月10美元，外加食宿。
这是自从7年前母亲守寡以来我第一次离开她。在告别时她显然激动不已，但湿润的眼睛装得很快活，嘴里说着老生常谈的几句话：“亲爱的，好好照顾自己，给我来信！”我迅速跑下三级楼梯，提起母亲的小衣箱，箱子里装的东西不多。我几乎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说差不多长成了男子汉。我的口袋里放着农场主巴曼寄给我的到新米尔福德去的车票，以及大约5美元现金。
先坐地铁到科特兰街，然后摆渡到新泽西州，整整提前1小时到达伊利火车站。我在一条很不舒服的长凳上坐定下来，打开旅行袋，拿出培根的论文。我在旅行袋里还装了其他几本书，但是它们严格地说是供正式学习用的：用希腊语写的《远征记》《远征记》是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公元前431—前350）的散文叙事作品，记载希腊募佣兵替居鲁士从他兄弟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手中夺取波斯王位的故事，文笔生动，叙事详尽。——译者以及一本标准希腊语语法书——作者是格里诺和基特里奇，这本书是布鲁克林男中古典语言系主任赖斯博士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他的“维吉尔著作选读”班上学得十分出色，所以这位好心的教授——其个性与他的凡·戴克式胡须和浓重的德语口音很相配——鼓励我在即将到来的“漫长的夏天夜晚”继续学习希腊语。除了这本薄薄的语法书，我还带了一本红色纸面、题目为《帕尔默完美书写法》的书。这本书也是一位教师送的，并非要奖励我的书写技巧高超，而是为了纠正我在学习上的一个缺点：我的书写糟糕透了。家里人却溺爱地说，这个毛病仅仅进一步证明我是一个天才。可是英语系的爱德华先生因为我的书写蹩脚把我的作文成绩扣掉5分。他说：“这5分远不能补偿你的书写对我的视力和心情的损害。”所以爱德华作出和蔼的姿态，给了我这本帕尔默书写练习册，硬要我答应他，再一次利用漫长夏天的夜晚挺直手肘，转动肩膀，一心一意地练习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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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和技工（2）
培根的著作是家里逐渐减少的藏书中唯一的一本我没有读过一遍的书（原先家里有一整套世界文学丛书，还有许多其他书，可是真不幸，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书都被一个善于扒窃的兄弟拿去换钱花了）。
坐在候车室里，我硬着头皮啃培根的著作——这是本乏味难读的书——一直读到快乘车的时候。于是我走到售票处窗口，询问到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将在哪条轨道上开走。售票员粗鲁地回答我：“5点12分，9号轨道。”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巴曼在信中说的是4点30分。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去问售票员——他是一个不太和善的家伙——于是回到座位上等待，再看一会儿书。
快到4点30分时，我想售票员也许讲错了。我赶紧奔到售票窗口再次询问。接着我自己的愚蠢以及售票员的愚蠢都一清二楚了。因为我只说“新米尔福德”，他就把去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开出时间告诉了我。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比纽约州同名的城市和火车站重要得多了。不错，去纽约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确实在下午4点30分开——就在10秒钟之后开！
我冲了出去，只见进站门在我面前关上了。下一班火车要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开。这是一列装牛奶的返程车，把空牛奶罐从城里运回到养奶牛的乡下。现在我几乎要等13个小时。怎么办？我想回家去吃午餐，并在床上休息一下。但是我的自尊心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不能向母亲老实地说出我的过错，也不能面对兄弟们嘲笑式的同情，他们刚刚下班回家。
我想耐心等待，由自己打发掉这些时间，方显出男子汉气派。所以我花了一个多小时乘伊利轮渡在哈得逊河上旅行。只要不下船，我就可无限次地不花钱乘坐。起初，纽约市的空中轮廓、河上交通、温和的6月天气都使我心旷神怡，几乎为误车而感到高兴。但是到第10次摆渡时，我感到厌烦极了。然后我吃了一顿便宜的晚餐，长时间地散步，在火车站瞌睡，接着再去摆六次渡。最后又一次在木头长凳上坐下来，手里拿着培根的书，等待早晨5点的火车。
我有许多可以进行思考的时间，于是我盘算最近中学毕业后，上大学的希望和计划。尽管对这一次愚蠢的疏忽的记忆不断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差劲？”——可是实际上我对自己已有的成就是十分满意的。作为一个天资过人的学生，我每门课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当然我的抱负是上大学，最好能进哥伦比亚大学，并强烈渴望成为12名普利策奖学金获得者之一——这项金额可观的奖学金可支付全部学费，外加离家在外的生活费用。为此，我已参加了难度极大的入学考试的竞争。在把我事后追记的答案与一些友善的对手的答案进行比较之后，我有把握获得数一数二的名次，远远超过几百名其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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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和技工（3）
因此我该感到非常快乐。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困的岁月对我只有轻微的影响。它们使我养成了对金钱很看重的性格，愿意为赚一点小钱而努力工作，花钱的习惯也极其保守。
早晨2点钟，我碰到了一件新的倒霉事。突然候车室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我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显然在铁路班次表上清晨之前再也没有火车出发，没有必要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浪费电力。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驱散不断涌现的昏昏沉沉的睡意。我在黑暗中盲目地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来回走动。后来我发现了候车室里唯一的电话间。在这个小间中有一盏小电灯，使我欣喜的是，灯光还亮着。我找到了救命稻草！那本厚厚的绿皮书我已读掉了不少。我打开培根的书，把它竖靠在架子上，拼命集中精力吸收培根用夸张的笔触传授的新知识，同时不使昏昏欲睡的眼睛合上。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我注意到，刚刚还是黑暗一片的候车室有了微弱的灰白色光线。夏季里漫长的一天已经透过伊利车站的窗户来到了。一些乘客走进了候车室。我不再孤独，我知道将不会误车了。
在农场里我给巴曼先生打了两个月的工。这占了我到目前为止（1958年）的一生中25‰的时间，然而这段短暂的打工生活比许多为时较长的经历留给我更持久的记忆。这倒不是说我在新米尔福德过得无比愉快，我发觉那里的工作很辛苦很乏味，并且急不可耐地等待解放的一天的到来。我也毫不想回到农场去，即使是去当不必劳动的农场主。然而并不是苦难使我记住了那里的许多情景。因为我在那里一点没有受到虐待，而且无论如何我已经掌握了对其他人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相反，在我特别容易接受影响的年龄，正是我的生活方式的全部改变，使我对这些往事留下了强烈和持久的印象。
巴曼先生大约63岁，胡须雪白，满脸皱纹，似乎真的很老。1848年政治###之后，他跟着父母从德国来到美国。美国内战快要结束时，他正好18岁，加入了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