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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我们过去的改革，就像围得严严实实的墙一样，大家都尝试去突破，但是突不过去就不突了，就放弃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围墙打个洞，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能是另外一番天地。前面讨论的政府储蓄转移的方式和农村金融服务的特殊模式，都可能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奇兵。多一些这样的异军突起的思路，认真地研究一下，深入地推敲一下，战略设计得更具体一些，从更具操作性、可行性的方式入手，加大政策的支持，加大适合农村发展的金融改革的力度，新农村建设和经济持续发展一定不断有战略性的突破。
农村的现状是仍然有8亿农民。城市化会有许多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但是靠进城不可能全部消化巨大的农民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亿农民的情况不会改变。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改善农民的现状，是中国经济是否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经济增长从投资向消费模式转移也是根本的发展战略。政府储蓄转移加强农村社会安全体系建设，农村小额贷款提升农民收入，一定会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推动力。创造中国的消费需要进一步打开思路，创造农民的消费也需要不断探索。但是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实现这些战略性转变的过程是无比困难的，一定会遭遇观念、制度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障碍，一定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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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晓蕾：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2010…5…18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能把顺序倒过来。
4月CPI增长，相对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今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今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到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响热钱流入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今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今年经济增长，通胀水平预期增长，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今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去年中国农村，城市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要合作不要“广场协议”（1）
2010…10…20
为避免一次更大的危机，这次G20峰会要以理顺全球经济秩序为目标，真正地同舟共济而不能过河拆桥，务实地制订贸易平衡的方案而不是纠缠人民币汇率，实质性地制订全球金融市场游戏规则而不是把各自监管替代全球监管。
提防G20峰会上演“广场协议”中国版
11月G20峰会将在韩国召开。G20峰会是真正有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问题的最高合作机制。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G20联手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助行动，在发达国家都深陷危机自身难保之中时，中国经济的迅速企稳，特别是中国结构调整内需市场的启动，形成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的态势，对稳定全球经济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我们注意到全球秩序极度混乱。完全没有节制的货币扩张政策，各国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宗商品价格被过度投机不断推高，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美元贬值，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上升。
全球经济仍然处在艰难复苏的过程中，无序的全球经济可能引发一场危机混战，每个国家都可能是受害方。为避免一次更大的危机，这次G20峰会要以理顺全球经济秩序为目标，真正地同舟共济而不能过河拆桥，务实地制订贸易平衡的方案而不是纠缠人民币汇率，实质性地制订全球金融市场游戏规则而不是把各自监管替代全球监管。
所以我们认为，第一步中国应该在G20峰会之前提出议案，把重塑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格局，作为进一步稳定全球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G20峰会上的重要议题。一方面混乱的全球秩序确实是遏制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问题，另一方面，也避免被动地“被设置”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使11月的G20峰会，变成制造中国版的广场协议的联手行动。近期有报道显示，美国皮德森研究所，已经提交了一份由G20搭乘“广场协议II”的设想，即G20成员共同接受一个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策框架，这个框架显然是针对人民币汇率的。
第二步，中国应该提出平衡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的重新设计和制定的思路。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四个思路。
推动顺差国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逆差国出口增长超过进口增长的全球贸易的新格局。顺差国包括中国、德国和日本在未来三年，要加大力度启动内需，增加进口，保持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的一个有效的扩大比率。逆差国，主要是美国在未来三年要增加储蓄减少借债消费达到一定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要放松科技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限制，特别是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出口限制，才能保持出口增长达到一定的比例。相信限制被放松越宽泛，出口增长应该越显著。如果各方努力合作，在未来三年内，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国际贸易相对平衡的局面。
限制投机资本进入大宗商品市场的规模。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调查显示，2008年上半年油价上升到147美元，有超过70％是投机行为造成的，2008年下半年下降到近30美元，81％是投机行为造成。结果导致全球超过70个国家超过两位数的通胀。今年在全球粮食储备大幅下降，自然灾害的影响在可承受范围的形势下，农产品价格的超常大幅上涨，应该主要是投机行为所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加大了未来全球滞胀的风险。投机资本在商品市场上大规模投机行为，扰乱了整个市场秩序，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们还未走出危机就要再陷危机的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要合作不要“广场协议”（2）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关系的商品定价原理，投机资本既没有需求，也不需要供给，根本不应该成为商品市场的主体，甚至定价主体。商品市场的投机资本规模应该保持在价差套利的合理水平上，才能真正保持大宗商品的市场真正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均衡价格。限制投机资本进入商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全球已经释放的巨大流动性的过度泛滥。否则，大宗商品市场将成为全球危机的制造厂。
所以，中国应该提出全球联手治理大宗商品市场的方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限制投机性资本大规模进入商品市场，使大宗商品市场回归正常秩序，全球经济回归平稳增长的格局。
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监管必须全球监管。国际贸易理论已经证明，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对流出国和流入国都是有利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经济学、金融学的理论证明，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使流入国和流出国都能够获益。但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实践已经不断证明，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迅速推高资产价格，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就是货币危机、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亚洲危机和南美的多次危机，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结果。这次危机，全球的金融机构都从政府救助方案中被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变身金融资本的救助资金无孔不入，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农产品市场，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近日资本已经再次开始大规模流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