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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类似的赞赏，那该多好。比如，有人说，“应该把这些恐怖行为当成重估以色列政治的机会”。当然，这样的评价自然隐含着对以色列的指涉：“多元文化”在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机会，种族隔离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要为签订这个纯然变态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主义协定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证明占有巴勒斯坦是完全合理的，不得不回溯性地认可欧洲初期用以反对犹太人的论证路线。秘而不宣的交易是：“如果你们承认我们有权不去宽容巴勒斯坦人，那我们就准备认可你们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这个秘而不宣的交易的悲剧性反讽在于，在上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是第一批“多元文化主义者”：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另一种文化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文化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附带说一句，我们应该注意，在1930年代，在对纳粹的排犹主义做出直接回应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这位对精神分析进行绅士化（gentrification）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陷入了怪异的沉思：一个国家要容忍占多大比例的外来人口才不至于将自己的身份置于危险的境地。最后他接受了纳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道路的尽头，是一种决不可小觑的极端可能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完全有可能达成“历史性的协定”。
但是，如果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新世纪呢，在那里，这种新的推理即将发扬光大？英国2011年8月发生的骚乱暗示了这个走向。尽管骚乱是由马克·杜根（MarkDuggan）的可疑死因引发的，但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骚乱表达了更深层的惴惴不安。这是什么性质的不安？与巴黎市郊2005年的焚车事件类似，英国的抗议者没有任何信息要传达。它与2010年11月爆发的学生抗议（后来变得血腥残暴）形成了对比，因为那次学生抗议有要传达的信息，即拒绝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很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在涌现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来设想英国的骚乱，原因就在这里。黑格尔的“乌合之众”（rabble）更适宜于这些骚乱的分析。“乌合之众”指那些处于有机社会空间（organizedsocialspace）之外，被阻止参与社会生产的人。他们只能假借破坏性暴力的“非理性”爆发，假借黑格尔所谓的“抽象否定性”（abstractnegativity），来表达自己的积怨。或许，这就是黑格尔的秘而不宣的真面目，黑格尔政治思想秘而不宣的真面目：一个社会越是井然有序和神智健全，“非理性”暴力这个抽象否定性就越是要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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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重复，是偶然还是历史必然？（。。
有个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工人，守卫疑其偷窃。每天晚上他离开工厂时，都会若无其事地推辆独轮手推车，守卫对这辆手推车再三检查，结果毫无发现。手推车总是空空如也。后来守卫终于恍然大悟：那个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车。守卫检查手推车时，只关注内容，忽略了形式，这与分析家在考察骚乱的隐含意义时的做派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1990年发生的事件——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信号。曾经导致了极权主义灾难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不过，如果那个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我们正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迸发中，而且这种意义是清晰可辨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我们看到的抗议是零度抗议，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看到社会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家试图理解和帮助那些抗议者，就会领略其中的反讽意味。这些人不顾一切地把抗议行为转换为他们理解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骚乱提供的关键之谜。**1米1花1在1线1书1库1 ；http：//book。mihua。net
尽管抗议者们实际上社会地位低下，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绝对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没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捉襟见肘，在生理及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受尽压迫，但他们一直都能自我组织，并把自己转换成具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纲领。我们必须对此事实做出阐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政治的困境之中：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它自诩为“选择的社会”（societyofchoice），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达成民主共识方面，唯一的选择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动（acting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义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个事实是对我们困境的严厉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那脍炙人口的“选择自由”又何用之有？**
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日甚一日地体验为“无世界”（worldless）的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空间内，抗议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无意义的暴力。无论纳粹的排犹主义有多么恐怖，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它设置了一个敌人，即“犹太阴谋”，并以此描述它面临的危急情形；它制定了目标，并指出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纳粹主义是这样揭示现实的：它允许其臣民获得全球性的认知图绘，包括供其积极介入的空间。或许我们应该在此锁定资本主义的一大危险所处的方位：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也囊括了整个世界，但它支撑的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并使多数人丧失了有意义的认知图绘。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detotalizesmeaning）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的层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的文明形态，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withoutmeaning）这个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realoftheglobalmarket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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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动荡局势的应对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保守派的应对，我们一猜便知：这样的恶意破坏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秩序；想进一步阻止此类骚乱的发生，需要做的不是宽容和社会救助，而是奉公守法、艰苦劳作和责任感，等等。这类解说的虚假之处，不仅在于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令人绝望的社会情形驱使年轻人走向了暴力，而且在于（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暴力以这种方式喷发，是对保守意识形态的秘密前提的应答。保守派在1990年代发动臭名昭著的“回复本原”*（）①运动时，它银荡的补充物显然是由诺曼·泰比特（NormanTebbitt）的“永远不要羞于暴露保守派无意识中的肮脏秘密”暗示出来的：“人不仅是群居动物，还是领土动物（territorialanimal），必须把满足部落制（tribalism）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基本本能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才是“回复本原”的言内之意：重新张扬潜藏于高尚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伪装之下的野蛮的“基本本能”。难道我们没有在充满暴力的抗议中遭遇同样的“基本本能”？不是卑躬屈膝的下九流阶层的“基本本能”，而是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本能”？1960年代，为了解释当时流行的“性革命”——消除阻止自由性行为的传统障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引入了“压制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desublimation）一语：人的驱力是可以“去崇高化”的，是可以剥离其高尚的外壳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保持其“压制性”的品格。我们如今在英国大街上看到的，不正是这种“压制性的去崇高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沦为“天然野兽”的人，而是历史上特定的、由霸权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天然野兽”，即处于零层面（zerolevel）的资本主义主体。b米b花b在b线b书b库b ；book。mihua。net
因此，思考下列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面对骚乱，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做出了回应，相形之下，哪个回应更为糟糕？斯大林会说，它们全都糟糕透顶。关于这些暴力行为的真正危险之处，两方均提出了警告，两方的警告同样糟糕透顶。这些警告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对骚乱做出的种族主义回应之中。预测这种回应，可谓易如反掌。绝对不应该给这种回应贴上“反动”的标签，将其一脚踢开。这种回应早已在自身“部落”活动的遮掩下发生：突然出现了区域群落（土耳其人、加勒比人、锡克教徒等）自己组织的自我防卫，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组织了民间警戒单位（vigilanteunits），保卫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产。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同样应该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小店主是在保卫小资产阶级，反抗对体制的抗议（地地道道却又充满暴力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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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那些保卫者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反抗促使社会解体的力量？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几乎是专门以这些人为目标的。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并不属于更富裕的街区：它们是某个阶层来之不易的财产的一部分，而抗议者就来自这个阶层。真正展示了这种形势的悲惨真相的是，这场冲突发生在处于两个极点的下层社会之间：一个极点在这个体制内成功地运作着，一个极点因为心灰意懒而难以为继，现在能够一展身手的，就是对自己群落的另一个极点发起攻击。因此，使骚乱得以进行下去的冲突，并非只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在最激进的层面上，冲突发生在非社会与社会之间（conflictbetweennon…societyandsociety），发生在将毫发无损的人和将丧失一切的人之间，发生在不承担丝毫群落风险的人与承担最高群落风险的人之间。**
但是，为什么抗议者会实施这种类型的暴力？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在把这些骚乱描述为“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行为时，已经跻身于右翼之列。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骚乱是消费主义的破坏行为大狂欢，是借助暴力展示出来的消费主义欲望。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所以通过暴力来展示，是因为无法以“正常”方式（购物）做到这一点。如此说来，骚乱也包含着如假包换的抗议的时刻，那就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讽性回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被这种意识形态狂轰滥炸：“你号召我们消费，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以正常方式消费的可能性，那好吧，我们只能以我们仅有的方式消费！”因此，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以痛彻肌肤的方式展示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骚乱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暴力性，而在于下列事实：这种暴力并非真的自我张扬，用尼采的话说，这种暴力是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它是软弱无力的愤怒和绝望，却拉着无往不胜的架势。它是嫉妒，却装扮成了扬扬得意的狂欢。**
危险在于，宗教必定会填补这个空白，并恢复意义。也就是说，要把骚乱置于这样的一系列事件之内：这些骚乱会与另一种类型的暴力结合起来，而多数自由主义者如今把这种类型的暴力视为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即直接的恐怖袭击和自杀爆炸。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杀爆炸，暴力和反暴力都会陷入致命的恶性循环，每一种都促生它试图与之作战的武力。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杀爆炸，我们都要面对盲目的“付诸行动”（passageact），而暴力意味着对自身软弱无力的默认。不同之处在于，与巴黎或英国爆发的“零层面”抗议形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