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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5）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4、177。
这确实是不同的眼光：胡适关注的是少数精英，天才；鲁迅尽管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如何培育能够生长天才的“民众”：他认为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他更鼓励青年人做“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对“不怕做小事业”的“坚苦卓绝者”寄以更大的“希望”。他同样也把自己摆了进去：鲁迅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个“俗人”，“常人”，也即“泥土”：他绝不是一个“天才”的“领袖”。
对于青年，包括他们的问题，鲁迅也自有看法。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说——
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华盖集·后记》，《鲁迅全集》卷3，页189—190。
所谓“嚣张”，大概就是指连蔡元培、胡适都颇为头疼的“###不断”，“难以纳入规范”吧。鲁迅并不无条件地赞同###，他尤其不赞成游行、请愿——但他是另有理由的：他出于爱惜学生的生命，反对无谓的“牺牲”，并且在对学生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1，页170。但他并不主张将学生“纳入规范”，相反，如上文所说，他是更担忧年轻人过于“驯良”的。而在他看来，这正是源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鲁迅的教育理念中，这样的教人“读死书，读书死”的愚民教育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相反——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卷3，页44、45。
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生命的无羁的反抗的状态，才是一个“活的健全的生命”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教育是应该“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也就是从这样的教育观出发，鲁迅对“教人不要动”的“古训”提出了质疑——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5—56。
这里的意思也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再不能将学生关进“牢狱”里。
在谈到许多人（年青人也在内）“不满意现状”时，鲁迅提醒人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就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问题。鲁迅说，看看那些“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他们是要引导年轻一代向后走，都去“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的。但鲁迅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什么是“太平盛世”？并且一语道破：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就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美化，心向往之了。于是，中国也就永远也走不出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循环的历史怪圈。这也就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引导学生“向后走”，纳入历史循环之中，还是引导学生“向前走”，打破这一循环？鲁迅的观点是鲜明的——
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一）》，《鲁迅全集》卷1，页225。
同时，鲁迅更以自己的经验一再告诫青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而必须坚持“韧性战斗”。《补白（三）》，《鲁迅全集》卷3，页113。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鲁迅也同样强调了“韧性”精神，参见《鲁迅全集》卷1，页169。他还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全集》卷1，页238。——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是始终坚持五四的理性精神的，并且处处表现了对青年的爱护：鲁迅绝不是有人所说的激进的鼓动者。 。。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6）
（六）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在对青年的不同期待与引导的背后，还有着怎样更深刻的分歧？
比较明显的自然是教育理念、大学功能的追求上的差别，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北京大学传统的不同阐释和想象。
胡适的大学观是十分明确的：大学的职责就是培育“专门的技术人才”与“领袖人才”；到了1930年代，他又更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的理想：“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页509—510。这就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为“专家政治”（“研究院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
而鲁迅则另有期待。在1925年所写的一封通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迅》，《鲁迅全集》卷3，页23。他显然期待大学在“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一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样。因此，他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这样写道——
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卷8，页194—195。
这里所说的“革命”自然不是狭隘的，按我的理解，似乎应该包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鲁迅曾经说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可怕，其实“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参见《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3。，以及批判、怀疑与自由创造的精神。大学的功能绝不只是限于知识的传递和社会合法性知识的生产，更是要为思想、文化、学术与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资源：鲁迅把“大学”与“革命”联系起来，这是有一种深刻的意义的。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又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使校园里的师生陷入“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态这里是借用鲁迅《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参看《鲁迅全集》卷1，页252。，从而根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创造的功能，导致精神的平庸与萎缩；因此，他强调“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以始终保持生命与学术的活力。鲁迅还针对“只有有了学问才能有资格救国”的观点（胡适大概就是这样的观点的鼓吹者之一吧）指出：“‘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这也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那就真的不过是添了几个好看的“学者”的头衔，或者若干“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7。，这样的大学真是“无意义”的。
由此产生了鲁迅对北京大学的传统的独特理解、阐释和想象。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约请，写了《我观北大》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他的北大观——。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7）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驰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我观北大》，《鲁迅全集》卷3，页168。
鲁迅在这里强调北大的精神是一种“向上”的“活”的精神，与前述他一贯的强调教育要培养“活人”，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强调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并“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也是与前述对“大学”和“革命”的联系的思想一脉相通。这里所讲的“新的，改进的运动”当然首先指的是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但同时强调的是与新的社会运动的联系；所谓“与黑暗势力抗战”，当然是包括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与政治上的“黑暗势力”在内。这本来就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传统：当时北大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且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现在，鲁迅强调的是，北大“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这样的五四传统，这是因为在北大内部在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着争论的，鲁迅文章里一再说并不存在“万众一心”的局面，说有人“很想勒转马头”，“也曾显出一角灰色”，这是确有所指的。《胡适文集》里收有胡适与王世杰、丁燮林、李四光、陈源等人联合署名的《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对北大因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章士钊而脱离###提出了抗争，其理由是“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问的机关”《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23。。这确实是另一种北大观，也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中心的这群北大教授对北大精神、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与引导：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胡适直到晚年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而对新文化运动他也力图将其由“浅薄的‘传播’”引导到“‘提高’的研究工夫”上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