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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干扰；而对新文化运动他也力图将其由“浅薄的‘传播’”引导到“‘提高’的研究工夫”上来。这就是说，如果说，蔡元培对北大的定位原有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学术研究和个人修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见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页191。，这构成了一个矛盾；而现在胡适们却试图用取消北大后一方面的功能与作用的办法来根本消解这一矛盾，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就限制在纯粹学术这一范围内。
（七）
鲁迅与胡适教育观念的分歧，对于北大的不同想象，其实是根源于他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与自我定位的。
这集中体现在“好政府主义”的提出与争论上。
胡适等在前述《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里，在要求北大“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的同时，还有一个保留，即“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此以前就已经参与了政治，而且不是一般地参与，而是自觉地、主动地掀起一股“政潮”，这就是1922年胡适等创办政治、思想、文化刊物《努力周刊》，并且在上面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者中标明北大身份的占６8．75％，其中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胡适、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除了人文学者外，相当多的是社会科学学者，而且大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因此，《我们的政治主张》可以看作是北京大学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其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由提倡思想改革转而强调政治改革，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胡适，自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表明，胡适并不满足于做“学阀”，他更愿意充当指导国家政治的“国师”。正是这个“国师情结”，成了胡适不断地宣称“不谈政治”，进而反对青年学生干预政治，而自己终于免不了谈政治，进而实践政治的内在的思想与心理的动因：真正热衷于政治的，其实正是胡适自己。胡适等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义”。这可以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政治目标。其要点有二。首先是强调“政府（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6。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最后一节“五十年的政治哲学的趋势”里谈到了“从放任主义到干预主义”的发展，也是强调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适认为“干涉主义”可能会引起误会，因此可以称为“政治的工具主义”，即“现代政治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08—310。胡适等因此提倡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9。，要求把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中去。1928年胡适访问苏联，曾对苏联式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表示“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偶然的；胡适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42—43，页47。胡适晚年对此有一个反省，提出“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831—832。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8）
胡适提倡“强有力的政府”的“计划政治”，其背后是一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国家强权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现代化。这一思路是贯穿二十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戌戍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清王朝内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或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但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振皇威的可能，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混乱，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但袁世凯的复辟——实行个人独裁，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权威立国”的幻想，人们开始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依靠知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在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国家强权实现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上来。而鲁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他的质疑；他在1925年的一封通信里，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通讯（一）》，《鲁迅全集》卷3，页22—23。显然，鲁迅坚持的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从改造国民、启发国民觉悟入手，依靠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与胡适确实有着不同的思路。
但对于胡适们来说，袁世凯个人独裁、复辟的历史教训却是无法回避的；强权政府的建立会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呢？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了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8。胡适的对策，一是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财政公开、公开考试等），试图通过这样一些制度性建设来起“监督”与“管束”的作用；但他认为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还是“好人”执政。《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8、329。所谓“好人”，据胡适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里的说明，是指“国内的优秀分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胡适对此是当仁不让的；在我们前面引述过的《学术救国》的演讲里，他就是这么说的：“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这是胡适的一个一贯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据有“良心、知识、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对政府起“监督”与“指导”作用，也应该是民众与年青人的“导师”。在1929年所写的一篇评论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文章中，他一再强调“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598。而在另一篇题为《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统治国家。”《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6。胡适因此提出了“专家政治”的概念《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600。，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其实就是实行“专家政治”的政府，是一个强者、贤者统治的政权。前面我们说过，胡适所设计的现代化模式是以国家强权为中心的，这一点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的思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但这也是相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强权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政变，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都是幕僚的角色，他们对处于中心位置的皇权或政治强权人物，依然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但胡适可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中心地位的历史经验的鼓励，他现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是要成为政治家的指导者，甚至自己就来充当拥有强权的“领袖”。如果说洋务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位置都在国家、政府的权力中心的周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从国家、政府走向民间，并试图建立北京大学这样的民间思想文化中心，以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抗；那么，现在，胡适又试图回到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并试图自己去占领中心位置。——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位置的移动”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9）
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就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其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中，他（他们）最后将实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注意到，前面引述的那篇《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是在1930年代关于“开明专制”问题的论争中发表的。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的发动者，都是胡适圈子里的朋友，他们鼓吹“开明专制”的主要理由是：欲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原载《东方杂志》31卷1号。，这与胡适“好政府主义”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是同一思路。但胡适本人却是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中陈述的“理由”却很耐寻味。他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并且“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或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不难看出，他只是认为“中国今日”并不具备实行“开明专制”的条件，却没有否认“开明专制”本身。当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就说得更清楚：他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有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而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从根本上说，胡适所追求的还是“英杰的政治”《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4—378。，“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一年来关于民治和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9。这就是胡适一直鼓吹的“专家政治”，他又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室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胡适说得也很明确，“现代教育”（大学教育与研究院教育）就是“专门人才的训练”，“领袖人才的教育”《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6。，径直说，就是要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为从阿斗们的“民主宪政”过渡到诸葛亮们的“开明专制”创造条件与机会。《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8。胡适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专家政治”就是“开明专制”，他称为“现代式的独裁”或“新式的独裁政治”。《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505。这本是“专家政治”的必然逻辑：既然“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就必然要排斥“阿斗”的参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领袖人才）、技术精英（专门技术人才）手里，实行精英专制独裁。但胡适又宣称，这样的“专制”是“开明”的，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中的“为民作主”而已。很显然，在胡适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