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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的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的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里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读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页10—11，页12。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4期。；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第3期。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3）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5年创刊，初为32开本，1956年改为16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1—522。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又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3。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浙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二十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红楼》1957年第2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浙成：《恋歌》，《红楼》1957年第2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吹绿沉默的田园。/——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张元勋）：《假如——答“恋歌”》，《红楼》1957年第2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4）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7年第2期的蔡根林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任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穿过树丛，在江边，/瞩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草鞋，未长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记忆里，更抹不去的，是这条母亲河长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发”，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乡人们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顽强地生活，/只在精疲力竭的夜，/闻到桨腥味时才发出痛楚的叹息。”“东阳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样地去爱人类，爱阳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样去忍受和沉默，/爆发和反抗，发出像你一样粗犷的吼声。”这首诗里所显示的，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以及从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爱”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或许是这一代人生命中更为内在与根本的东西。而诗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的忧郁、悸动与不安，也同样传递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尽管暂时无论是发表这首诗的《红楼》编辑，还是它的读者，甚至连诗人本人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首诗也就成了那个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的心声。二十世纪末，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已经是权威的文学史家的谢冕，把这首刊载在《红楼》上的年轻大学生的诗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
人们还注意到，《红楼》1957年第2期的《编后记》，据说这是林昭写的：“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一期出版于1957年3月1日，早在1956年文艺界已经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早已在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孙玉石前述回忆中提到的引起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话剧《同甘共苦》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前引《红楼》发刊词里就已经有了“干预生活”的说法，这里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强调，则反映了像林昭这样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轻大学生的内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们对“旧社会的遗毒”（后来就被概括为“阳光下的黑暗”）的敏感；这或许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的年轻诗人所不理解的，这里，实际上就已经预伏着此后《红楼》内部的分裂。
但眼下却并不见裂痕：赞歌与情歌仍是《红楼》的主旋律。仅是发表于第2期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多少显示点不同：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讽刺诗，调侃的对象是那些将“劳动”与“爱情”作简单联系的“新情诗”的作者：“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假如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东西，/难道说你就无法把爱情歌唱？”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诗人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时代主潮观念的质疑，并显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启示我们：前文所说的《红楼》创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苏醒时期的精神现象，不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创造”冲动，也孕育着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红楼》第3期，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呼唤，这一期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和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起，学习开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驱者的榜样：执著真理，疾恶如仇，把火一样的爱情献给祖国、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枪掷向阶级敌人，掷向思想领域的丑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批判错误，歌颂先进。我们希望：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广些，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如果说《红楼》第1期编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对校园内部，现在则明显地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此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孕育的新的变动，并表现了以“执著真理，疾恶如仇”的精神投身进去的巨大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许多读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软绵绵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