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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论北大
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停留于现象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而必须“超轶政治之教育”，“进而提升实体观念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世界观教育”有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使（受教育者）对于现实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其）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唯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可以看出，蔡先生的“世界观教育”，是要引导受教育者悟“道”，进入形而上的、人我合一、物我合一的“浑然”境界，这与宗教境界确有相通之处。但蔡先生又希望能够摆脱宗教的独断，使人（受教育者）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进入宗教性的境界。为解决这一难题，蔡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他认为，“美感者……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它一方面源于现象世界，又具有“超脱”性（“全无利益之关系”）、“普遍”性（“人心所同然”），“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同时，与宗教的强制不同，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焕发起人的内在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为目的。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两大部分，前者是现象（此岸）世界的，隶属于政治的，国家本位的，形而下的，经验的，相对的，偏于“术”的；后者是实体（彼岸）世界，超轶政治的，人的个体精神本位的，形而上的，超验的，偏于“道”的。两者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制约，渗透与影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表现了蔡元培先生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家与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统一，因而，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2）
但蔡先生同时又强调，“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也就是说，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世界观的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参看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有关论述）。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为教育与大学所下的两个定义上：“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在学问的研究上，他又主张：“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他强调的是终极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大学正是责无旁贷。在具体学科的设置与安排上，他明确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
前文所引最后一句“迄未实行”，说到了蔡先生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实中的命运：尽管人们以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但他的教育思想却从未完整地实行。——这恐怕也是中国一切先驱者的命运。正像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从民国初创立教育宗旨时，即已被阉割：只剩下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与德育的教育这下半截，而上半截世界观教育与美育则被腰斩了。这腰斩又意味着什么呢？蔡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就是说，如果教育只剩下下半截，局限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尽管蔡先生仍是很重视这些方面的教育），教育就不能从根本上与专制时代或含专制性质的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完全走出其阴影。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自是多方面的；蔡先生曾谈及中国民族、国民常“见小利，急近功”，少有超越性的思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形而上问题的回避，导致中国宗教传统的匮乏，缺少终极性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致蔡先生所倡导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与超功利的美育，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更谈不上不变形地实现了。这正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难点吧。
我想，理清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这场历史的公案，对我们认识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是会有启示的，至少说明积弊已深，必须从根柢上，对教育的基本观念、宗旨——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中、小学校？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些原点进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人们试图对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新文学作一个总结，编纂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的编选者均为对该领域贡献最大的作家、批评家，如鲁迅、茅盾编小说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集，朱自清编新诗集，洪深编戏剧集，胡适编理论建设集等。而“总序”的作者，所有的人，不管他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学、思想、政治倾向，都一致认为，非蔡元培先生莫属。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是其中的主要战线）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为发源地的。“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建国以后的新文学史叙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却被有意淡化，至多在叙述到“林蔡之争”时，略带一笔。而且这种状况直到最新出版的有关文学史著作仍未改变。——这不免使人想起鲁迅当年的感慨：中国人的忘性实在太大了。
但这一“忘却”，却会模糊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民间性”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建设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以赶上在现代化路程上已经先走一步的西方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而且这一过程至今（到世纪末）也还没有结束。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论北大
鲁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强调“现代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不仅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主，还要“立人”，保障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并且主张以“立人”作为“立国”基础、出发点与归宿。但鲁迅这一“现代化”观念与思路并不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最有影响力的思路始终是，落后国家要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就必须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包括个人民主权利与自由），依靠国家强权与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力量，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不难看出，这一思路是贯穿本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满清国家机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戊戌政变还希望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道路。但已经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建权威的可能，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又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在以上“权威立国”的思路与努力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依附于强权国家与个人的地位，自视国师、幕僚，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官的帮忙与帮闲”，并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
袁世凯称帝，实行个人独裁，并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专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打破对强权国家与政治（政治家）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现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对鼓吹“国家（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反省与批判。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之“自觉心”，并见诸行动，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面向青年，唤起“伦理之觉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钊除在《甲寅》上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外，也写了《暴力与政治》等文批判“强力足以治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鼓吹以“爱人的精神”，“唤起其全国之自觉”的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蔡元培在总结戊戌政变的教训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确提出“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的英文教师的观点：“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并且满怀激情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也。我国人其洗此耻哉”，“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2）
胡适其实是敏感到了一种已经成熟了的时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这固然是由许多具体的人事关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趋向，可以说是势之所至。它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庙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知识分子自己，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官僚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本世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次尝试。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