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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82、383。
这里，鲁迅对五四的低调评价，对现状的冷峻审视，对“将来”的不敢乐观，其实都是内含了他“非改革不可”的坚定与对中国改革的艰难、曲折的清醒认识的。他强调“根柢学问”，注重的还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工作：这在永远是浮躁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自然是难有知音的。
于是，人们又注意到，五四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次颇为热闹的论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到“非宗教大同盟”的辩驳，鲁迅都没有卷入。这里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讨论背后都有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人们表态，站队：不是赞成“问题”就是赞成“主义”，不是“科学”派就是“玄学”派，二者必须其一，必须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与立场。而鲁迅，恰好他的思虑是多方面的，他的思维方式是在反复质疑中旋进，因而他的观念是复杂的，没有办法明确表示站在哪一边。比如说科学和玄学的论战，鲁迅既很难赞同玄学派对东方文明的强调，对其内在的复古主义倾向怀有警惕，同时也很难认同科学派对科学主义的鼓吹。如第二讲所说，鲁迅在日本时期就对“科学崇拜”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自然很难按当时的要求表态。在“非宗教大同盟”问题上，鲁迅对周作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他对问题的复杂性也许看得更为清楚：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宗教问题的背后，确实又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干预与利用问题，这正是周作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的。因此，他既不能简单地认同周作人的观点，却又不赞成周作人的批判者们的独断逻辑，他就只有沉默。鲁迅思维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立场的相对化，决定了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习惯的二元对立的论争中，经常处于难以言说的境地。在另一方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也使他无法纳入处于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论争范围中。即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而言，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因此，“主义”的提倡与输入完全是徒劳，对“主义”输入的疑惧更是多余。《书信·200504致宋崇义》，《鲁迅全集》卷11，页370。而胡适们讲“问题”，强调具体的制度建设，鲁迅却看透了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国也会变质。如前面几讲一再论及的，鲁迅关注的是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在鲁迅看来，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问题”和“主义”，还是“科学”和“玄学”，都是过于高远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李大钊们高谈“主义”，胡适们高谈“问题”的时候，鲁迅始终在关注人的“灵魂”，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困境，鲁迅的“沉默”、“不介入”，实质上是反映了他的思考与处境的边缘性的。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0）
（四）
我们讲到了五四以后的鲁迅的沉默与冷眼旁观，而胡适却始终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可以说是自觉而主动地追求领导的地位，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领导。他当时是写了一批“重磅”型的文章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及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外，还有《新思潮的意义》。这是试图对“五四新思潮”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了他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他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长远发展的一个总体的设计。他特意强调“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所以大家注意胡适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美化，他是有自己的批判态度的）；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而他认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卷2《胡适文存》，页558。这样一个思路，和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大体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后来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如何整理国故提出具体的意见，特别强调“专史式的整理”，而鲁迅恰恰是“治中国小说史”的第一人；胡适还强调“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14、15。，而在这两方面鲁迅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胡适始终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给以极高的评价，并且一再地为他辩诬，绝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胡适本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的是他那篇《整理国故与“打鬼”》。他说，为什么要提倡“整理国故”？“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7。和鲁迅一样，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精神病痛是有深切的理解的。可以说，在坚持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坚持最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这两个方面，鲁迅和胡适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点。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研究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就会发现，虽然鲁迅对胡适时有批评，但是胡适却至死都认为鲁迅是他的同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胡适看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冲突，他们毕竟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人，并且都是将五四精神坚守到底的。
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他们也有不同。比如说到“打鬼”，对胡适来说，这是一个从西方盗来打鬼武器的文化英雄与传统文化中的鬼魂的一场打斗，是限于思想文化范围的批判和论战。而在鲁迅，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生命中的鬼气和毒气，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鬼气和毒气已渗透到国民灵魂深处，而且首先是自己的灵魂之中。因此，对鲁迅来说，要“打鬼”，首先是打自己心里的鬼，所谓“打鬼运动”不仅是学理上的争论，批判，更是灵魂的搏斗，生命的搏斗。鲁迅“打鬼”文章里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是胡适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在胡适那里，只是一种焦虑，鲁迅就充满了无以摆脱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同样是“输入学理”，在胡适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把美国的学理输入过来就行了：他对美国的思想文化、制度，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尽管胡适提倡怀疑主义，但他有两个不怀疑：一是美国，一个是他自己。而鲁迅，却是对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的。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就一方面输入学理，一方面不断提出质疑，是“信而疑”的。因此，胡适可以坚定不移地、不屈不挠地、信心十足地按照自己选择的路去走。他从不气馁，他有一种自信；他从不动摇，他很坚定；他从不失望，他很乐观。而鲁迅则不能，他是一边走着，一边怀疑着，怀着深刻的悲观与失望地探索着前进。两个人都在坚守，胡适是充满希望的坚守，自有一种吸引人之处；鲁迅则是绝望的坚守，是一种“反抗绝望”的挣扎，更别有一番震撼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1）
鲁迅对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确实提出了批评，而且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已经是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口号的五年之后——这大概是鲁迅对胡适的言行“侧着头想一想”以后的结果吧。这很典型反映了鲁迅的作风：一种观点、口号提出来了，他不是立即作出反应，而要冷一冷，看看这种观点（口号）提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实际发生什么作用，再想一想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然后发表意见。这样经过静观默察得出的结论，就再也不改变，如果关涉大局，就必定扭住不放，一有机会就要点它几句。“整理国故”的口号就是这样从1924年开始成为鲁迅的批评对象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会上所作演讲中作出的，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1，页175。
仔细看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鲁迅首先是把“整理国故”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当然与作为倡导者的胡适有关，但又包括了更广的范围，如鲁迅这里所说，既有胡适这样的“少年”，也有“老头子”，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这里所说的只讲“保存”而反对“求新”，就未必是胡适本人的意见；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察，这样的差异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实际意义与倡导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们讲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时，他并不关心与讨论孔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即所谓“原初儒学”的教义，而是着眼于“儒效”，儒家学说在中国产生的效果；现在，他又把这样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主张了。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适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样的“当代圣人”为自己的追求的。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整理国故”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与分析：“国故一名词，学者各执一端以相答应，从未有确当的定义。于是，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的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见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胡适的朋友陈源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动的唯一的人物”（这话自然有些夸张），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实，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写过文章，指出：“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国的旧说”，“整理国故”就“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他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强调“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抗”，而且会发展为“国家的传统主义，既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倾向》，《周作人自选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88—89。胡适当即写文章反驳，认为“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周作人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4、66。不过，胡适自己后来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的：“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4。他同时又写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也就为了作一弥补吧。但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鲁迅等提出批评三五年之后；而胡适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