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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大家乘车去浏览市容。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了一个改为剧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筑成的，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着一座骑士雕像，传说是此城市的缔造者瓦萨利。瓦萨利在公元六世纪打猎来到此处，发现这里的河水是温暖的，便开始在这里开发建设，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护神爱维丽亚。我们住的旅馆便是以她命名的。
经过了一个体育场，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纳观众十万人。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赛狗场，完全是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场面。狗的主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遛圈，并出示各种证件，由一群专家审查，合格的发给优良犬种证明书和狗牌。阳光灿烂，赛狗的事进行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西方的那种赌博赛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赛哪只狗跑得快 ）。
三点钟吃午饭，副部长在吃饭的时候讲了许多热情好客的话。
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字很特别，而且字母没有斯拉夫化，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都与俄文字母靠拢，例如在塔什干，已经没有人懂那种从右向左横写的老文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副部长回答说格鲁吉亚语不属于任何语族语系，是独特的一种。从语言学的观点人们尽可以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回答却反映了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下午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共同在街头散步。经过政府大厦，来到了一位雕塑家的个人作品展销会。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鲁吉亚的民间歌舞与杂技，所塑人物人体细小，四肢修长，弯曲缠绕，构成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像我国的“飞天”造型，有的像英国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多圆孔的雕塑，有的像现代派绘画。看来，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象与具体，古代、现代、民族、民间、先锋派结合起来。
参观后我们应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并与他交谈。他说，他是“自由职业者”，靠出卖作品为生，他的一切时间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协会员，参加美协的一些活动，并在美协支持下展览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属于“个体户”，而参加美协的意义在于领取到了“营业执照”。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母与耶稣圣像，教堂顶上也是彩色圣像。信徒们一进教堂，先买蜡烛，再把蜡烛插放到自己认为最灵的圣像前，如我国佛教徒的奉香。这里的烛火很旺，与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馆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的雪松；既有美丽辉煌的新建筑，也有潮臊味扑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浓最初竟使我怀疑这里颇有喜欢随地便溺者，后来才悟到，这恐怕是各种名犬爱犬的有失检点所致。
晚饭时黄导演向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制片人比甫提出了许多关于美国电影教育的问题，一直由我充任翻译，当然，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遇到黄导演和比甫交谈这样的情况，竟能一显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讲英语者，那我就会被镇住而噤若寒蝉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缆车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园。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场所。
在高峰上，我们欣赏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风光，也消受了山顶公园新鲜纯净清凉的空气，令人觉得常到这里来定能使人益寿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赏我国的山城重庆。
后来参观了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并观看了卡通片《 霍乱 》《 客人 》与短故事片《 工间休息 》《 婚礼 》与《 蝴蝶 》。
《 婚礼 》这部片子写一个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铁邂逅的姑娘，最后却看到了姑娘的婚礼——当然是与别人结婚。喜剧笑料中流露着一种忧伤，颇有卓别林之风。《 蝴蝶 》写一个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诗。
下午四点在旅馆最高层参加盛大宴会。宴会由一位著名诗人、电影厂厂长主持（ 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似是劳动布的相当紧身的衣服，声音劈劈拉拉。他讲了许多话，每次都先用英语喊一声“女士们，先生们！”讲着讲着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动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静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神态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难为娜塔莎了，诗人厂长干脆没有给她留下吃饭的时间。
诗人厂长敬酒的时候特别称颂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强调苏中两国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后来讲着讲着又讲起一个又一个“荤荤”的笑话来，使娜塔莎涨红了脸，最后无法译下去。
参加宴会的有共和国电影部长与副部长。部长直到最后才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诗人在百忙中前来主持宴会表示感谢。
一直吃到七点。七点半出发去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青春万岁 》即将在这个城市上映了，海报已经贴出。观众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看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民并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学会了一句格鲁吉亚话：“马德洛普特”——谢谢。当然，这句话也为我的简短讲话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与观众见面后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实在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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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早晨散步很远，走过一些石头铺的路，很有情趣。这里的气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适得多。街上还很安静，只有面包房和报刊亭前排着长队，站立着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物质食粮的人们。在一处看到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点去葡萄酒厂，由当地的一位区委书记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长宴，一直吃到黄昏，又唱又跳。
中途经过了一个六世纪时的古堡，保存得还不错，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顶宗教画。
6月6日
上午先去参观自由市场，有鲜花、蔬菜、腌菜、肉类等，很干净。牛肉每公斤五到六卢布，羊肉十卢布，收拾好了的乳猪，每只五十到六十卢布（ 苏联官方比价，每卢布约折合一点二三美元 ），实在是够贵的。
下午进山，又经过了一古堡，一教堂。来宾们邀请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饭店吃饭。陪同吃饭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军，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朴剽悍的劲儿。
回想五日、六日两天，似乎中心活动便是一天吃一顿长饭。在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款待的同时却又微觉怅然，甚至觉得吃得很疲劳。我们曾表示希望有机会欣赏一下当地的戏剧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但对第比利斯的访问仍然是难忘的。她惊人的美丽，古朴而又更多一些随意和人情味。离这个城不远便是哥里城，而哥里是斯大林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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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早晨五点半即醒。看来我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匆匆的旅行生活。六点五十分出发，到机场等候良久。候机室又热又臭，因为厕所坏了。娜塔莎前来送行，她含着泪水离开了我们。她的继父是乌兹别克人，她也会讲乌兹别克语，我们常常个别交谈。九点十分飞机起飞，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型飞机。飞行途中服务员只送过一次果汁，果汁品质低劣。但据说飞机票十分低廉，从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两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卢布，折合自由市场的羊肉，还买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时间十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来接，她走路、说话、办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碰到的一些当地导游人员来。
下午逛市场、红场。莫斯科河畔有许多闹中求静的钓鱼的老头儿。
晚大雨，我们到“特殊餐厅”各要了一个冰激凌，目的是为了听那里的音乐。四个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击乐，一吹奏，自“拉”自唱。有不多的人随歌起舞跳迪斯科。一穿牛仔裤的男青年，面前桌上放着一瓶香槟，跳起来扭得很厉害，但他不寻舞伴，自行其是并自得其乐，倒也自在。不知他是怎样进来的，要知道，俄罗斯饭店的门禁是很严的哩。
6月8日
上午应邀去远东研究所讲当代中国文学情况，除托罗普采夫夫妇外，并见到了去年九月在中国见过面的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博士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汉学家李福清，还遇到了知名的老汉学家艾德林。
中午一点在“切洛图什科依”餐馆接受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宴请。那里的灯都镶嵌在铜罩壳里，颇有风味。喝的是喀瓦斯冷汤，也很别致。
晚上出席索罗金的家宴。黄蜀芹、李福清等在座。索罗金的夫人叫达姬雅娜，戴着眼镜，温顺恬静。我马上想起她的名字与普希金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 》中的人物一样，主人说：“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席间放了一张唱片，是由一位诗人自编自唱的歌曲。主人介绍说，此位诗人名叫布拉特·奥库德贾瓦，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混血儿。他唱得非常自由，自然。有一段唱词是说，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呼吸，并不听命于任何人。我表示对这句话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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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
中午我国使馆杨大使宴请了我们与在葡萄牙和一些东欧国家巡回演出后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小组。
晚上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小剧场观看中国艺术家小组的演出。演出者都是近年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器乐、声乐家，他们不仅唱得好、奏得好，而且极有风度，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加演了三四个节目。
在这个晚会上看到了几位中国女同胞，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她们是在五十年代与苏联人通婚后定居在这里的。她们叫好、献花，都十分起劲。有两个人还认出了我，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
由于演出结束的时间大大超出了预料，我们跑步赶回旅馆仍然没有赶上饭，好不容易给了我们一壶茶和几块桃酥，好歹充了饥。餐厅还有一桌喝酒的人，边喝边大笑如狂，非常像我在伊犁常见的那种喝酒的场面。我这才想起，原来又是周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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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瓦西里圣徒大教堂。然后托罗普采夫请我们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歌剧《 沙皇的未婚妻 》。大剧院金碧辉煌，似曾相识，表演得一板一眼，也极隆重。幕间总共休息三次，第二次休息时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拉脱维亚诗人，他坐了一夜车赶来在剧场与我会一面，热情可感。
下午在高尔基大街漫步，碰到两位女大学生要求与我们进行美元交易。我不太理解她们那么热切地要美元干什么，因为我看过的几个小白桦商店（ 外币商店 ），商品实在太贫乏了，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友谊商店相比。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们主要为了买一些西方出产的化妆品。
6月11日
上午出席了苏中友协举行的欢迎（ 应该是欢送了吧？ ）会，并观看了一些苏联艺术家的演出。其中亚美尼亚的阿古伯的魔术、柳德米拉的民歌，我都很喜爱。
演出还没有完，苏联作协书记、《 外国文学 》主编、汉学家费德林来接我，我们到《 外国文学 》编辑部交谈了一会儿。费德林的举止可以让人一眼看出，他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当然，他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他建议和中国交换文学刊物，我赞成。他介绍说《 外国文学 》发行三十万份，是发行最多的文学杂志。作协主办的《 新世界 》与《 旗 》，则只发行二十万份。
晚上雨中又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即将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即将登上自己的国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国人，叫做“争取和平与相互了解旅行团”。与他们闲谈了几句，他们对苏联的批评似乎相当尖刻。
我很高兴，很欣慰，却也有几分忧伤。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看到了苏联人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表面与内层。当然，我看到的还很不够。她的长处使我为现状而忧伤；她的短处使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