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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