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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里命嘛！更严重的问题是，那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炼钢铁”狂潮，已经刮到连搞石油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打井找油的钻机与地质锤的地步了。
余秋里回到北京，见自己的石油部大院内烟雾迷漫，人声沸丁。一边是一群机关干部架着几口大铁锅说是在“炼钢”了，“原料”来自各家各户包括机关后勤处那儿搜集上来的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是做饭的锅、烧水的壶；一边是勘探司的人在后院搭着几台像食堂灶台一样的人造炼油炉。。。。。。正是好不热闹！
“炼了多少钢水出来啦？”余秋里迷着眼，走到“炼钢”同志那儿问。
“炼钢”者绉绉眉头，踢了踢甩在一边的几块像马蹄形的铁块，胆怯地：“部长，就这么点儿，可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
余秋里又绉着眉头走到“人造油”炼场，问：“搞出几滴油了？”
炼油者提出一个铁桶，不好意思地：“部长，我们可没有马虎过，这玩艺它不怎么出油呀！”
余秋里脸色一板，站在大院内吼道：“你们听着，立即给我们把这些破破烂烂的玩儿统统扔了！有力气就给我使在找油上！以后谁再吃饱了撑着干这些玩儿，我就把你们赶到玉门、赶到青海去！”
石油部大院顿时重新变得静清和干净了。
但有一位干部被余秋里叫住：“鲍副主任，你躲什么呀？”
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被余秋里抓住了。这位老红军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走到余秋里面前：“余部长，你有什么吩咐？”
余秋里瞅瞅四周没有人，便悄悄问道：“我上次让你种的小麦怎么样了？”
鲍建章瞪大眼睛：“你真让我种麦啊？”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你以为还是假的啊？”
鲍建章喃喃道：“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余秋里的空袖子一甩，扇出一阵风来：“谁跟你有闲心开玩笑！告诉你鲍建章：你不仅要给我种上几亩地，而且还要严格按照人家的先进经验，该怎么试肥，怎么中耕，怎么深翻，你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那个密植。别给我搞虚里马哈的。”
鲍建章一脸苦相地：“余部长，你到底想干啥呀？我弄不懂嘛！”
余秋里两眼盯着眼前的这位满身枪伤、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战友，对天长叹一声：“我要是弄懂了还叫你种狗屁麦田嘛！楞什么？没听懂？那我就再告诉你：人家不是报纸上天天在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产多少粮嘛？我倒要看看到底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我们不亲自实践一下，怎么可能知道到底能产多少粮嘛！”
原来如此。鲍建章恍然大悟。
“好，我立即组织人员去农场播种。然后再把收割的产量告诉你。”鲍建章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就是余秋里的作风，什么事他不实践他不相信。实践了是熊是狗，你再要让指六为马就是砍他的头也做不到。
这事还真让余秋里碰上了。不久，有一次余秋里参加中央会议时，在休息的走廊里，冷不防有人在他身后叫住他：“余秋里！”他转过头一看：哟，是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正边聊边向他走过来。
“主席。”余秋里习惯地举起右手敬礼后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蔼可亲中带着几分威严地说：“刚才我们几个在议论一件事。你说说，这个粮食高产，到底一亩能不能打一万斤呀？”
余秋里的心“格噔”了一下：这在当时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可得有“艺术”，何况是在毛泽东面前。人民日报河南、山东等地放在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上了头条新闻，有的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哩！你说怎么回答？但余秋里就是余秋里，他的心“格噔”一下之后，立即恢复了正常心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我是庄稼地里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的。”
毛泽东的眼角往上挑了一下，没有说话。倒是旁边的一位领导人对余秋里说：“你没见过，不等于产不出来。没一万斤，6000斤会有吧？”
“瞎扯！”余秋里心里骂了一句这位放卫星出名的领导。什么6000斤10000斤的。余秋里是打仗出身的将军部长，在战斗上的每一次激战或者迂回战，都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此他养成了干什么事不能掺半点假的作风。此刻他心想：一亩地能产多少粮，我余秋里知道，前面提到的他为啥让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那么认真去种麦子？余秋里要的就是看盾到底能不能产“万斤粮”。老红军鲍建章后来理解了部长的心思，于是在东郊和北郊两个农场分别种了两块麦地。北郊的那块麦地完全按照当时被一些地区吹得神乎其神的所有“革命技术”，又是深翻土地，又是狠施基肥，更是拼命的密植。。。。。。可最后长出的麦穗像狗尾巴草似的可怜样儿，让人又气又好笑，不仅没有出现“万斤粮”的奇迹，而且几乎是种子粮斤都没有收回。东边的那块麦地是按照余秋里的指示，请了一位老农当顾问，按照农民通常的种植习惯，小麦长势硬是不错。收割时，余秋里亲自到场，命令颗粒归仓，最后过磅一称，991斤。“努把力，一千斤，甚至再多一点是有可能的。”那位老农事后对余秋里说。
余秋里干事就这么认真，蒙他或者让他对不了解的事胡说一通，杀他的头都难到做到。
换了平时，余秋里的脾气，真让那个信口雌黄的爱放卫星的领导早已争执起来了，但毛泽东在场，余秋里强压脾气，他像当年打仗回来向首长报告一样，极其认真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家祖辈种地，我知道一亩地能打几百斤粮，就已经不得了啦，要是一亩地收割一万斤，那农民的屋里哪放得下那么多粮嘛！”
毛泽东笑笑，不说话，低头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像下达命令似的对几位身边的领导同志说：“一万斤、六千斤也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田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再派上解放军站岗放哨，收割时也让解放军收割，然后过秆，一秆一杆的过镑，是一千就一千，是一万斤就一万斤！”
余秋里当时觉得毛泽东的做法对，要不谁都在那儿胡说八道的乱放卫星。但毛泽东这么严厉的措施没有人落实下去，而他本人是不是真想这么做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知道的，他毛泽东此刻最想要的是把人民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这热情后来确实也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调动了起来，甚至几乎把整个中国都给烤糊了。
别人的事没法管。这时的余秋里想：自己部门尽快多搞点油出来比什么都强。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决定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后来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跟着余秋里的目光一起关注四川的战场吧。
大将军余秋里给我们玩了一个战略家的游戏，他这回没上“天府之国”，而是搭上飞机去了西北那个人烟荒芜的西北玉门。将帅毕竟是将帅，在考虑战略时的高明之处终有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四川方面刚刚布置完毕，千军万马调向“天府之国”时，余秋里的目光已经转到了西北几个正在担负国家石油生产主要任务的玉门和克拉玛依油田。
此时此刻，北京城里的毛泽东已经连续不停地向政治局的同志讲“破除迷信”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著名一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号召。
余秋里出北京前让暂时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材料放进了皮包，他现在的全部心思是渴望尽快地早一眼看到被朱德元帅称不“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在五十年代中期太出名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玉门油田关爱有加。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油田有过数次专门的运筹与谋划。1952年 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特殊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激情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到了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给我板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静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了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祖鼻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三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 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这是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现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 “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功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件，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外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现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