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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乐了：学毛主席的“两论”是周总理在前些日子对我说的。他说大庆会战会遇到极大困难的，你们应该用毛主席的“两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决好各种矛盾，才能夺取会战的全面胜利。
原来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余秋里的空袖子又甩动起来。
开会的结果，会战面临的矛盾一个个被解开：
不是队伍混乱吗？那就先抓明确战区、明确任务，明确指挥者。于是，余秋里的麾下迅速呈现一个司令部、三个战区的战役布局。他们分别是：司令部，即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副手唐克、吴星峰。康不在时唐、吴代理。张文彬，负责总部常务工作，并兼管总调度室、工程技术室、规划室、钻井指挥部、运输指挥部、水电指挥部等部门；焦力人，负责地质室、采油指挥部、运销处、研究站等；陈李中、王新坡、只金耀，刘少男四人以陈李中为主，分别负责基建处、油建公司、工程指挥部、建筑指挥部、设计院；党务和行政机关方面，李荆和在吴星峰回部开会时负责党委全面工作，并管人事处、石油学院等部门；宋世鉴负责供应指挥部；杨继清负责保卫处、技术安全处等；宋世宽负责计划处、财务处、卫生处、行政处、办公室等；李镇靖负责党务日常工作和群众运动……
“司令部”——会战总指挥部，统一服从石油部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余秋里拍板一切重大决策。
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葡萄花、太平屯、高台子、升平杏９６号井以南一线的南部地区。其工作由最先在此作战的松辽勘探局负责，李荆和局长和副局长宋世宽领兵；第二战区以杏树岗、龙虎泡杏９６井以南一线北杏１６井以北一线之南地区。由四川、青海局负责，李镇靖和李敬、杜志福、郭庆春等领兵；第三战区以萨尔图、喇叭甸、林甸杏１３井以北一线的北部地区，由新疆、玉门局负责，宋振明和李云等领兵——第三战区后来是会战的主要战场，惨烈的战斗和最辉煌的战果几乎都是在这儿产生，今天的大庆市就建在这个战区之内。
好了，指挥系统已建立起来。可仗怎么打呢？
去动员？去一个个钻井队挥着鞭子督促？这自然要的，但队伍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每个战区也有几十里的范围，干部下去，到一线指挥当然必不可少。但所有井队、所有部门，都面临着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如此情况下怎么个干法？
“部长，１２０５队跟其他的队不一样，他们一到这儿不是在等，而是自己想办法，钻机没到的那几天，他们主动上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工。钻机一到，他们立即自卸自运，把几百吨的家伙，硬是靠人拉肩扛弄到了井场！”身材颇为高大的三战区指挥宋振明向余秋里举手反映一个情况。
“这个好嘛！他们的队长是谁？”余秋里最爱这样的有自己脑筋、敢于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并冲锋陷阵的队伍。
“王进喜。”
“王进喜？”
“就是在克拉玛依跟１２０２队队长抢话筒比打擂的那个！”张文彬说。
余秋里拍拍脑袋，哈哈大笑起来：“噢——是他呀！”
“这人可不简单，他们队到萨５５井后啥也没有，他就说，为了早日甩掉中国的贫油帽，有要上，没也上！争取早日开钻多打井！”
“嗯，人拉肩扛。有也上，没也上！好嘛，我们这次大会战就是在啥也没有的条件下进行的，我看这个口号叫得好！”余秋里连连叫好。
“王进喜到这儿后，整天没日没夜的干，腿伤了也不休息，天天起早摸黑，使不完劲似的……房东赵大娘见了，感动得称他是铁人。”
“铁人？！铁人王进喜！”余秋里的拳头又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大声叫好：“好，铁人这个名字好！我们石油工人就得有这样的铁人！大庆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铁人！”
“吴星峰，你们政治部得好好抓一抓这样的典型。”抓典型、树红旗、以点带面，是余秋里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的一大工作艺术特色。王铁人无疑是余秋里抓的又一个最成功的典型。
“可听说这人有历史问题。”有人在下面轻轻嘀咕。
“什么历史问题？”余秋里追问一句。
“听说他是国民党的注册党员。”
“注册党员？噢，那玩艺我知道。国民党员垂死挣扎的时候，为了扩充所谓的党员力量，硬拉强扯地把一些人弄到了他们的党员队伍去了。有的人连自己都根本不知道。哎，王进喜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余秋里认真地问。
“是。他们玉门油田有不少人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入了国民党的。”
“王进喜他本人在解放前是什么情况？”
“他是个穷娃子，十五岁便到了油矿当童工……”
“这样的同志是我们的真正工人阶级嘛！”余秋里放心了，又问下面的同志：“这人还有什么情况？”
“这人还能写诗呢？”
会场一片哄笑。
“写诗？”余秋里也笑了：“写什么鸟诗呀？”
“他们队到松辽后，大伙儿在雪地里施工，非常艰苦，又刮着北风，王进喜为了鼓动大家，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哈哈哈……”会场又一片哄笑。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余秋里喃喃地重复着。“好！有气概！这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气概不简单！”
得到鼓励下的一位干部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你来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那位干部拉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刚才那个吆喝的干部说。
后天是４月９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通明。余秋里把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叫到自己身边，他们正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决定。
“不行。太长了！”第一遍，厚厚的十多页纸，余秋里瞅着就打了回来。
第二遍，压成七八页。“不行，还是太长。”又被退了回来。
第三遍，余秋里干脆让宋惠到他住处，俩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宋惠是石油部颇有名的才子，又是1935年入党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余秋里挺信得过他，每次重要文件差不多都得让他起草。但宋惠“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给余部长写报告”。这回又碰上了嘛！余秋里有个工作特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总是特别重视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作用。过去在军队里当纵队政委时，他会兼任政治部主任，有人暗里说他“独臂将军”哪是少一只胳膊嘛！而是一只胳膊插到底，谁想偷懒也没门。余秋里到石油部后，身为党组书记、部长，可他偏偏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这在国家部委中可能是从没有的事。但余秋里就这么干。部长何以要兼一个区区机关党委书记小职？余秋里有自己的独到想法：眼皮底下的事，更要抓到实处。大庆会战也是如此，他干脆让石油部机关党委搬到了会战一线，主事会战全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他还是这个党委的书记。
这不，学“两论”的决定是以机关党委名义发布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现在执行的就是起草决定。起草就起草呗，反正是决定和通知一类的东西，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
“那不行。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余秋里有多少文化？不知道，只知道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再后来上过抗大军政大学。但他能把一个个为他写报告起草文件的大知识分子折腾得纷纷“缴械投降”。
宋惠体会最深。大庆会战前线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决定，不足450个字，却是他和余秋里磨了差不多一夜才最后定稿。
“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作风，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1960年4月10日，大庆会战前线每个班组都得到了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战报》，在这份创刊的《战报》头版右上方，全文刊出了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名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共和国历史上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其实不是林彪在文革搞的那种花架子，而真正的第一次群众性学习“毛选”活动，是在石油部、是在余秋里主持下的石油大会战的大庆找油战斗中。这是真正的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群众活动。它的形式、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可以同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余秋里发明的一次管用的学习运动。后来大庆人和石油人常说的“两论”起家指的就是这个。
一场伟大而空前的经济建设，一场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世界级大油田开发战役，一场又在特别困难年代展开的特殊战斗，中国石油人在余秋里领导下，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问题、解决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始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并赢得伟大而全面的胜利，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或者说，如果共和国的历史都能像石油人这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依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也不知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2050年时我们期待想实现的水平？！
历史无法设想，现实才是真切的。我们进行思考和某种参比，可以从中得出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为什么他能成为永恒的值得人民纪念的结论。
在一部并不完美的电影《创业》里，我们看到过大庆会战的干部职工们在荒芜人烟的草原上、油泥斑斑的钻塔上、在低矮潮湿的帐篷内挑灯夜战学习毛泽东“两论”的镜头，让现在的小青年们看了觉得似乎很可笑和滑稽，但那却是真实的一幕——既不做作，又非形式。学习“两论”对当时的会战上上下下所起的精神作用和物质作用都是巨大而实际的。人们解除了对困难的恐惧，理清了对付复杂地下情况的思路，更增添了战胜艰苦条件和开发大油田的信心与勇气。
这绝不是空话。
在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英特尔实现生活的虚拟化，也可以通过资本动作一天之内发大财，他们也许根本不信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靠一条拐棒和几支破枪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去饿着肚子走雪山草地？他们或许不信或许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过好日子的时候有人却在红岩渣子洞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先辈为什么这么“傻”，“傻”到现在还在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希望子女们上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在大庆采访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一幕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一台台无法数清的“磕头机”——油井抽油机，它们每天24小时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停地一点头、一磕头，几年、几十年天天如此，但似乎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该骂骂咧咧的照骂骂咧咧，该对现实不满并张口脏话“操”这“操”那的依然大有人在。但是似乎唯独忘了他们身边的那些“磕头机”，忘记了是它们给予了这块富饶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