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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余秋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最危急时刻，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前线亲自督阵。
“呜——”列车在北风的呼啸中似乎非常吃力地行进着，仿佛也像没有吃饱的老牛。专列软卧里的余秋里无法入睡，干脆走出卧室，站在列车走道里大口大口地抽起烟来。一支接着一支……
“首长，您怎么还没有休息呀？”列车长走过来轻声问道。
“嗯？！噢，睡不着啊！”一闪一闪的烟火透亮着一副严峻的脸庞。“小同志啊，这趟车怎么这么慢哪？”余秋里有些烦躁地询问。
“对不起首长，刚才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关外最近经常有人卧轨，所以要求我们减速行进，以免不测。”
“谁敢卧轨？是阶级敌人想破坏？”将军的眼睛瞪大了。
列车长的眼睛惊慌地左右扫了一眼，见没有人，便小声回答：“首长，可不是阶级敌人，是讨饭的老百姓……”
“老百姓？老百姓卧轨？怎么回事？”
“唉，都是关内逃难的呗！有人饿了，跑不动了，干脆就往轨道上一坐……险啊！我们上次走的一趟就差点轧了一堆人。您看，这不都是逃难的嘛！”列车长借着车内黯淡的星星光亮，指着窗外的铁道沿线，让余秋里看。
可不，成群结队的灾民。在列车的窗口外闪过，有人甚至举着双手在向火车窗内做着乞讨的动作。余秋里的眉睫顿时紧锁，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想起前些日子的西北之行——
九月，余秋里奉周总理关于加强和提高西北石油运输能力之命而专程来到甘肃的敦煌。石油部的运输公司就在这儿。当时的运输公司在石油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庆油田尚未开发之前，国家的天然原油主要在西北。余秋里任命了原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任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兼公司经理。上运输公司后，余秋里本来是检查如何提高运输能力的问题，结果摆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职工们日益严重的生活问题。
“我这儿患浮肿的已经有2000多了！”年长于余秋里七岁的张复振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颤颤巍巍地站在余秋里面前，低着头汇报道。
余秋里一听都快跳起来了：“2000人？你公司总共才有多少人嘛？”
“我们……”张复振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他本来想说“已经都到这个份上，你还让我们提高运力”，可后面的话他不敢说。
余秋里看着身穿补丁军装、一副憨厚相的张复振，便降低了嗓门：“你先带我去食堂看看。”要看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看食堂是余秋里的一大工作方法。
上运输公司的路上，给余秋里开车的司机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又是当过兵的老战士，遇上自己的部长也不拘紧，大大咧咧地跟余秋里攀上了话，头句话就是个顺口溜：“进了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这苦涩的顺口溜让余秋里和随行人不知是笑还是哭。
“你觉得吃这样的食堂还能开得动车子吗？”余秋里关心的是这个。
司机立即腾出一只手，让余秋里看：“不瞒你余部长，我是很想开好车的，可您瞧，我
这手捏不拢啊！”
“怎么啦？”余秋里握住司机的手，细看起来。问：“也是饿的？”
司机点点头，刚强的汉子竟然掉泪了。
余秋里转过头，再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想对运输公司的张复振说什么“快马加鞭”之类的话了。现在他最关心的是队伍生存。这是最要命的事。
“走，上玉门去！”余秋里对随行人员说。
那会儿，虽然大庆油田已经初见端倪，但玉门油田仍在石油部领导们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说别的，光松辽会战开始，他余秋里一声令下，时任玉门管理局局长的焦力人就前后带走了18000多人的队伍，其中干部就有6000多人，几乎能上前线的干部和职工都走了。当时玉门局一共才有49台钻机，上大庆会战去了48台，仅留下一台作为坚守后方阵地。自然不用说像王进喜和薛国邦这样的标杆队了。彭德怀派兵从国民党手里接过玉门油田时，就给康世恩和焦力人指示要把玉门矿搞成“中国石油的摇篮”。这一点上，玉门当之无愧。要不也不会留下诗人李季的著名诗篇：“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余秋里对玉门的感情就像对自己家的大孩子一样，既严厉又慈爱。此次他来玉门自然最想了解的是当下油田到底有多大困难。
双足未进油田，一路上的情景已经足够让将军吃惊的了：沿途，他接二连三地看到成批成批的讨饭大军在他车子的两旁闪过。更触目惊心的是，因饥饿而弃尸于于荒野的也不绝视野之中——叫余秋里甚感心痛的是，老百姓穷得连给死人穿衣服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能给死者身上涂点酒精擦擦干净、再卷上一块破布或者旧席子什么的往野地里一埋就已经算不错了……
“你到下面多转转。”一到玉门，余秋里就对自己的秘书说。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
秘书李晔现今也是“古来稀”的人了，他亲口给我讲了将军让他在玉门进行“微服私访”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买粮”。
那天余秋里在走访了玉门大小十几个油田生活基地后，突然对李晔说：“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李晔问。
“去买一次粮食。”余秋里说得很平静，然后一甩手：“我还要到食堂去。”
李晔笑笑，心里明白了：首长来这儿当了一个星期的炊事员，现在他要为油田职工出口气了！
刚出门的余秋里突然又从门外回过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秘书，问：“你就这样去？”
李晔手拿借来的粮本，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怎么去？”
余秋里瞪了他一眼：“一看就知道你没当过侦察兵。你穿的一身机关模样，完得成任务吗？”
李晔恍然大悟，边笑边连忙脱下衣服。
当李晔再出现在大街上的那个粮店前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穿着油乎乎一身旧军服的人会是北京来的部长大秘书。排队。买粮。李晔一点没碰到与众不同的事。
当他拎着一小口袋买来的米回来时，将军早早等在那儿。不等李晔开口，他的手就伸进了米口袋。
一把“米”捏在拳里，然后再展开。余秋里的嘴唇立即颤抖起来：这就是买给咱职工们吃的“米”？
几个干部凑过去一看：**，太欺人了，尽是砂子嘛！
“去！你们去通知玉门市的市长、书记，还有那个——粮食局长！”余秋里胸中的火山要爆发了。
不一会儿，他带着玉门局的几位领导出现在李晔刚才买粮的那个店面。
哪来的大干部呀？北京来的！老百姓闻讯赶来，一时间，粮店前挤满人群。他们本来对一只胳膊的人就有种畏惧感，又听说他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并且如此怒发冲冠：今天有好戏！
那个粮食局长肯定是个倒霉蛋了。
果然，一只胳膊的人举起那只右手，从天而降地在粮食局长的脸前挥动着拳头：“你！你这做法叫丧尽天良知道吗？这粮店是谁的？是我们共产党的粮店呀！你把石油河里的砂子掺在米里，再卖给老百姓，你让老百姓说我们共产党是什么吗？”
粮食局长早已浑身像筛子似的在颤动，眼睛看着鞋尖，只感觉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像根钢鞭一般地在抽打着自己……
“你不配！你不配当人民的粮食局长！”一只胳膊说这句话时，在场的老百姓流着激动的泪水，发出一片叫好的欢呼声。自然，这个粮食局长后来为此丢了乌纱帽。
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青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40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着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呢！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的眼睛瞪圆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由于表现好，所以多次评为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两个偷木柴的，便三下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两个党员干部被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码。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大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把两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他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还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重新安排在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吵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烟灰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时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非常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特别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扑嗵”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两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下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两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部长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 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定下一个遗嘱，每年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所“扑嗵扑嗵”的磕响头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搭上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年多后，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乡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可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援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知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荡。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看到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得出奇，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嘛？”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