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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如实报告：“大伙儿吃不饱，就买酱油兑点开水填填肚子……”
余秋里长叹一声，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实在累了饿了，就要注意劳逸结合。老铁你要给大家合理安排好。”
“行。我一定照办。”
出“干打垒”，王进喜扯了一下余秋里的右胳膊：“部长，我知道你也是天天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团子。今天你就留在我这儿吃顿饭吧！”
余秋里侧过头，笑问：“你有啥新名堂么？”
“不是新名堂。是我听说你要来，就派人上老乡家买了头老母猪。中午我们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王进喜以为今天要“拍”一下部长，哪知碰了一鼻子灰。
“老铁啊，你赶快给人家退回去！”余秋里皱着眉头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声色俱厉地：“你是英雄，怎么能这样呢？吃人家的老母猪，你也太狠心了嘛！”
王进喜两眼眨巴了半天，伸长着脖子，非常不解地问：“那你不吃了？把母猪退了？”
“退！马上就去退！”余秋里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吼道：“你们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坏行为！王进喜啊王进喜，你是不是英雄我今天不管，但你这种行为我要记你一账，记你一辈子！”说完，那只空袖子重重一甩，上了吉普车……
英雄王进喜这回成了“狗熊”一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心想，我要是把前几天自作主张将井上的“落地油”偷偷拿出去给大伙儿换了吃的事说出来，我王进喜这辈子可真的就完蛋了呀。
“队长，这部长真是凶啊！”有职工走到王进喜身边，轻声说道。
王进喜气不打一处出：“什么凶不凶？部长说的在理！赶快把老母猪退了！”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的事：
有一个队，４０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的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身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在会上批评，让他罚站，这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２０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碰上一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对他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２０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洋洋地当着指导员等人的面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窜走了。指导员等人哈哈大笑，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白花了２０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逃跑，发动党员干部，实行 “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已到刻不容缓时。
漏雨的牛棚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这次擅自离岗的人员中多数是转业军人。”烟雾缭绕中，康世恩吸着烟蒂，长吁短叹地说着。
“嗯？”余秋里的眉睫猛地一挑，“有这方面的统计？”
张文彬连咳了几声后说：“有，有有。康副部长说的没错。跑的人中转业兵占多数，也有营团干部。”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后面添了一句，“不过咱们的人中本来从部队来的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余秋里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这也是不允许的！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军人当逃兵，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耻辱——”一个接一个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杯子和墨水瓶“哗啦”地倒在一地。工作人员进来帮着收拾，被余秋里赶了出来：“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呢！”
空袖子甩得连屋顶上挂着的那盏灯泡直晃动。康世恩和张文彬相视一眼，默不作声。
会战的指挥官们，从部长余秋里，到康世恩、唐克、张文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出现数以千计的逃兵将意味着什么。
“逃兵”最严重的群体却是那些当过兵的转业军人。就队伍而言，什么问题最可怕？兵变！
一个国家的兵变，能让政权颠覆。
一支队伍的兵变，足可全军覆灭。
余秋里惊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作为军人，作为将军，作为指挥会战千军万马的部长，他怎么能容忍有这等事出现？而在他从军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部队都是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硬骨头六连”式的钢铁队伍，他们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绝不含糊的勇士，从来都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向敌人和任何困难低头的勇士。然而现在，他的队伍里竟然有十分之一之多的逃兵。将军怎不心急如焚！
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致。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惟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将军斩钉截铁地说。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了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夷、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噢？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１８３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８３人思想不稳定，１８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２０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兵３个月中，家里来了４２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职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向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的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的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的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的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惟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的单位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嘛？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３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它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１ １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２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什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