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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将张爱玲、苏青、胡兰成3人放在一块写，是自然的。张爱玲与苏青同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坛上最显眼的女作家；胡兰成与苏青是大同乡，他与张爱玲结识，也是通过苏青，他与张爱玲更有一段被世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倾城之恋”。他们3人之间，不仅有许多交往，在文学创作、人生思想方面，还有来回的、深入的影响。这就使得将他们3人作对比，不仅可以，也有意义、有意味、有意思。事实上，在以往出版的研究文献中，论述他们其中一人而涉及另外两人的，占了很大比例，足以证明3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扯，只是尚无一本像本书这样，将三传主从出身一直“比较”到老死的著作。
笔者作为较早关注张爱玲研究的作家，除了张爱玲传记外，还出版过首部苏青传记，并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应在张爱玲研究之外研究胡兰成。如今这本《他们仨》就要付梓，回头想想，大概也是一种意识终于结出的果吧？
大陆的张爱玲研究，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算，迄今已近30年了。在如许长的时间里，在张爱玲热持续不退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从文本到人生，“多肉”的部分已经被一批又一批的“食客”嚼啃得差不多了。研究者若非视力过人，早已经面临拾人牙慧的窘境；读者若非反复咀而不厌，也已面显疲惫之色。张爱玲研究今后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精耕细作，一是另辟蹊径。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两年来，先后出版了《深艳——艺术的张爱玲》、《色，戒不了》，如今又有这本《他们仨》，算是对这两条路的试脚吧。
作 者
2008年元月于南京小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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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1920年出生于上海。祖父是清朝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千金，父亲是纨绔子弟，母亲是长江水师提督的女儿。4岁时，母亲因夫妻失和而出国，父亲将姨太太接回家。5岁开始念私塾，8岁开始写小说，10岁入小学，11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7岁高中毕业，19岁入香港大学。21岁因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失学，次年回沪，不久开始以卖文为生，声名鹊起。24岁与胡兰成结婚，两年后离异。抗战胜利后，因与胡兰成关系及在抗战中的表现遭舆论指责。解放初期，离开大陆出走香港，后赴美，不久即嫁与一美国老者，旋因新夫中风加上经济困顿陷入愁城，为生活所迫拼命创作电影剧本，直到47岁时丈夫去世，重负方释。1995年，安然死于美国，享年76岁。著有小说集、散文集、电影剧本等。
1914年出生于浙江山乡一个农家。外祖父是一个不第秀才，祖父是位举人，父亲是庚子赔款留学生，母亲师范毕业。8岁随父母迁居上海，入小学念书。此前曾在祖父家的浣锦村读过一两年小学。11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回到乡下。12岁念初中，14岁订婚，17岁初中毕业，20岁高中毕业。高中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次年结婚，并因怀孕辍学。因生了个女儿，对于夫家家庭封建观念深有感触而开始撰文投稿。次年随丈夫赴上海建立小家庭，30岁离家出走，后离婚。以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成名，又创办《天地》月刊，颇有影响。抗战胜利后，因抗战中与汪伪来往而遭舆论指责。解放后，改创作戏曲剧本，成绩斐然。20世纪50年代被冤入狱，“*”中饱受折磨，1982年凄然病逝，享年69岁。著有小说集、散文集、戏曲剧本等。
1906年生于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1919年高小毕业后，入绍兴第五中学，次年入杭州蕙兰中学，1923年被开除。1925年初婚。1926年曾于杭州邮政局工作3个月，后入燕京大学副校长室任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萧山湘湖师范学校、广西省第一中学、百色第五中学、柳州四中教书。抗战前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中投汪，先后任《南华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总主笔，曾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长、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等职，主办过《苦竹》、《大楚报》等报刊。期间与张爱玲有过短暂的婚姻。抗战胜利后，逃匿浙江，先后在雁荡山淮南中学、温州中学、瓯海中学教书。解放初期逃离大陆，经香港转赴日本定居。1974年至台湾文化学院任教，次年回日本。1981年于日本病逝，享年76岁。一生著述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学、历史、自然科学诸多领域，1991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有《胡兰成全集》9册。
张爱玲
苏 青
胡兰成
祖上
胡兰成是村商的后代，所以灵活机变——苏青是举人的后代，所以灵秀从文——张爱玲是没落贵族的后代，所以遗世独立
胡兰成的祖父胡载元是开茶栈的。用机器加工茶叶，生意一度做得很大，“账房间及老司务”每天的开销就相当于购50斤猪肉的钱，胡村的大石桥也是胡载元领头捐款建造的，可见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富户。今日胡家老屋破败不堪，但仅从宅楼栏杆上精雕细刻的凤凰与松鹤图上，也可看出当年的确不是一般农村人家。
苏青的祖父叫冯丙然，字止凡，曾中举人，1902年任本乡村塾敦本小学校长，1904年始任宁波府中学堂校长，直到辛亥革命前。他还创办了《四明日报》，并热心建铁路，开公立医院，曾任杭州副参议长。
这样身份的人在家乡如何受人尊重不难想象，苏青曾如此描述： 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做浣锦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在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晴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1｝
苏青的祖父、外祖父结亲，两家还比较般配。外祖父虽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工八股，却爱做诗到痴迷的地步，与冯止凡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而且他让女儿读书，也与冯止凡主张女子识字相合。
相较于苏青胡兰成，张爱玲的家世最为显赫，所以可以上溯得更远，事迹更多。张爱玲的祖父叫张佩纶，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张印塘祖父叫张栋，是个秀才；张印塘的父亲张灼连未能博得任何功名，但他儿子张印塘则超过了祖父，做官了。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1819）乡试，得中举人，但其后遇阻于往状元去的第一道关——会试。好在乾隆年之后，朝廷大概是意识到了人才资源的珍贵，为使举人出身的人多条出路，规定每六年挑取其中形相端正、善于应对的人加以录用，获得会试一等的人任知县，获得二等的人任教职，叫做“大挑”。张印塘总算获了一等了，被分到浙江，先做过几个县的知县，继而升任温州知府，后调到安徽。
张印塘56岁那年在安徽按察使｛2｝的任上，奉命驻守安庆。太平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赖汉英与石达开的堂兄石凤魁率军西征，打到安庆，张印塘弃城而走，被咸丰帝降旨革职，留营戴罪自效，后又一败再败，次年病逝。
张印塘身后留下三位妻子田氏、毛氏、李氏，及六个子女佩经、佩纶、佩绂、佩绪（两个女儿不知其名）。田氏不育，李氏似也未生。张印塘一生共生过七个子女，一个儿子早夭。张印塘去世时，张佩纶7岁，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大家人在战乱中不得不离乡背井，随印塘的弟弟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在苏州定居下来。
张佩纶少小苦读，十年寒窗，终于博取功名。于同治九年（1870）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升为署理左副都御史。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清流党“四杰”的事迹，以及迎娶李鸿章千金的佳话，为我们所熟知。
张爱玲的外祖父叫黄宗炎，也曾中举，后被乃父黄翼升捐了道台，赴广西出任盐法道，不久却因染瘴气而亡，留下一对男女双胞遗腹子，即张爱玲的母亲和舅舅。黄翼升字昌歧，湖南长沙人，行伍出身，屡建战功，先后兵归曾国藩、李鸿章指挥，长江水师建立时，即蒙曾李二人举荐，出任提督。后即在南京定居，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在南京出生的。
胡兰成的祖父死时，胡兰成的父亲才18岁，胡兰成没见过祖父，他只是对祖父开茶栈那般生意红火，“这种世俗的热闹至今犹觉如新。”他对民间与世俗的亲切感，不知是起于遥想祖父当年，还是受祖父遗风的影响？
张爱玲对祖先了解的渠道要比一般人多些。胡兰成想要打听母亲的姓名都不容易，张爱玲的父亲、姑姑口风虽紧，但有跟了几代人的老佣人，有爱打听的弟弟，还有那么多七姑八舅的亲戚以及文集、史书、小说，来源多着呢。
也许张爱玲当年不过是年轻人少，有追先怀古情怀，而并非玩物解脱。张爱玲晚年时就态度有变，她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倒是胡兰成，也许仅从抚视老屋栏杆上的凤凰松鹤图，就真的解脱了兴亡沧桑？他在《今生今世》中道：“今我飘零已半生，但对小时的事亦只有思无恋，等将来时势太平了我亦不想回乡下去住，惟清明回去上坟是理当。”比张爱玲要一贯到底。
对于自己的爷爷公公一辈，张爱玲胡兰成到底因未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感情有也有限。苏青就不同了，她在外婆身边长到记事，外婆的呵护自不必说，外公她虽未见过，但外婆家里还保存了外公的书房和物什，感觉还是亲切的；后来又到祖父母身边生活数年，饱受祖母的慈爱、祖父的宽容与谆谆教导。单从得到的爱来说，苏青就要比张胡二人多得多，所以成年后的苏青相较于张胡二人，心底最明朗而简单。
父亲（1）
前清遗少的张廷众满腹经纶，一身恶习，张爱玲对他也恨也宽容——留洋归来的冯松雨学问不低，毛病也不少，苏青说来都是气——家道中落的胡秀铭聪明勤劳，胡兰成对他又敬又爱
苏青的父亲名冯浦，字松雨。在苏青出生后不久，他争取到一个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名额，越洋赴美留学。苏青在散文《说话》中有言：“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庚子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次年9月清政府与侵略者议和，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勒索巨额赔款。按中国人口数每人赔白银1两，共计亿两，自1902年起，至1940年止，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需赔款亿两，美国分得超过7％的赃款。1906年，有个在中国传教、经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向总统罗斯福进言，说若以庚子赔款使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受教育，美国将受益无穷。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对史密斯的见解深为赞同，他在提供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里也苦谏道：“如果美国在30年前能将中国青年学生吸引来受美国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在知识与精神上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了。为了扩大精神的影响，牺牲点银子是值得的，也是合算的，而且收益非常可靠……”
总统依计而行，当年便由国会通过立法案，正式决定于次年退还赔款余额，以此作为中国建立学校及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学杂费等。中美两国因此商定，头4年每年派100名学生留美，第5年后每年派50名学生。
留学生名额按各省所付赔款数目分配到各省，自1909年开始赴美，每年一批，逐年顺推。冯松雨于1914年留洋。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个怎样遥远而充满魅力的国度呢？与冯松雨同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后来做了教育家的陈鹤琴这样写道：
那时美国这一个美丽的国家在我心目中，确是人间天堂呢！听说人民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