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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合时宜这样的词语来评价他们的生活，难免简便而轻率。虽然这是一个标榜个性的时代，但是，维持一种幻觉化生活，仍然需要付出勇气和更多的自我迷醉。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可以无视所有来自于现实的限制与击打，可以仅凭想象抵挡外界和内心的怀疑，可以一意孤行地为一种诗意的悲壮感而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献出自己。
我不知道。这也许是一种超越式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只会发生在特殊材质的人群中，他们有圣徒般的禀赋，或者，偏执狂般的神经质。这样的人，在文艺作品里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种高出真实的戏剧性。比如唐吉诃德，他以为他是一个骑士。然后，文学把他神化成精神斗士和灵魂作标。”
那只奔赴群山的企鹅会幻想自己是什么呢？一个隐士？一个雪山里的居民，还是一个滑雪运动员？还是一只熊？
无论如何，它已经被我们软弱的心神化成一个符号，一个坐标。记录了我们的偏执，梦幻，倔强，勇气。
片子的花絮中，我们看到一座冰山，冰山的四周有很多已经死去的企鹅。它们是来朝拜的吗？这是偏执狂的墓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我》
1
我决定从语言的世界去探寻这个我喜欢的男人的内在。
“叛逆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没有更叛逆。”
这是我记得赫尔措格的言论中最深的一句。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吧。
“我并非刻意追求反叛，事实上我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事情只能用一种方法而不是另外若干方法来解决呢？”“朋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这样说。
“我们的宗旨并不是要耸人听闻，我们只是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彻底颠覆西方时装传统的大师川久保玲这样说。
同样是在反对传统和权威的道路上走得一往无前猛烈执着，同样堪称大师级别的反叛家，这些人谈论起反叛的时候，多少还是带着谦虚和辩解的语气，只有电影导演赫尔措格这样锋芒毕露直白坦荡无所顾忌，没有回旋余地，似乎在叛逆这条路上，他就像他的电影《天谴》里的那个无声而义无反顾走进丛林的女主角伊内兹那样，旁若无人的一往无前，走向没有退路的未知境地。
“电影不是学者的艺术，而是文盲的艺术。”
同样惊世骇俗到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言论，若是让别人说出来大概会被当成傻X或者装X，但他不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他的那些作品站在背后。他这样说也许只是像他的影片做的一样，去激发人们的思维。这是他个人和他影片的立场。
“好的评论不会使一部影片更好，坏的也不会使它更坏。”
他对评论家如此粗野。似乎他不仅在电影里对文明世界没有好感，在现实世界里也一样。
“我看见了人们没有看见和尚未认识的事物。”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想想看，能够在年老的时候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似乎还带着孩子气的纯真的开心。
“只有一件事情是电影时，我才会当他是真实的。”
呀，亲爱的偏执狂和幻想狂。
“如果为了我的电影，我必须下到地狱去同恶魔本人搏斗，我也会的。”
“每部电影都像孩子－－倔强的孩子，有自己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而你必须像父母一样甘愿冒任何风险去保护它。我像爱孩子一样爱我的影片，对那些患有哮喘病或是斜眼或瘸腿的孩子我会加倍疼爱和呵护。我所有的影片都有某种缺陷。”
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热爱自己的电影，仿佛他们是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赫尔措格和他的子女们的关系如何，是否对电影的热爱超越了亲子之爱，是否电影和他的距离比一切其他事物和他的距离都近。
“一个成年人在他的一生中应该偶尔吃一回自个儿的鞋子，或者做点其他类似的事情。”
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他真的是个来自中世纪的野蛮人。但其实他很清醒，他说出这样的话并非单纯哗众取宠，只是揶揄嘲讽和刺激那些文明人，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为了激励年轻人拍出自己的电影，他答应在在他的第一部电影拍出后吃掉自己的鞋子。电影拍出，赫尔措格果不食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吃掉煮了三个小时的鞋子。并拍成纪录片《赫尔措格吃鞋子》。
“如果没有自我表达，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他一生执着于这种表达。表达对于他，不仅具有永恒的魅力，也是他一生自觉的存在方式。
“我就是我的电影。”
在这一切完结之后，最后一句，他终于轻描淡写对着记者的镜头说到这么一个句子。简单，却掷地有声，没有人能反驳他。他早已经和他的影片合而为一。
2
赫尔措格每部影片的拍摄都好像是一部传奇。在拍《生活的标志》时，他与希腊军事政团发生冲突，他叫嚷要射杀任何一个企图逮捕他的人；在非洲拍《新创世纪》时，他被逮捕入狱，还染上了寄生虫病；在拍《侏儒也是从小长大》时，为了取悦侏儒演员，他居然往仙人掌里跳；在南美拍《天谴》时，由于财务紧张、天气恶化，以致与坏脾气的明星克劳斯&；#8226；金斯基用手枪彼此威胁着要杀掉对方；在拍《玻璃精灵》时，他将所有的演员催眠以得到幻觉效果。。。。。由于和这个疯子共同工作经常面临生命危险，有人嘲讽赫尔措格“也许会在下一部电影把演员钉在大树上”。
如果你看过上面的言论，我想就不难理解这些狂人般的行为。这个德国的一个封闭山村里出来的野蛮人，显然比一切文明体面人都拥有决绝的品质。疯狂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词语，一个正面的充满了力量和建设性的词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错乱带来的混乱和变态。
赫尔措格在采访中这样评价他影片中的人物：他们是来自纯粹黑暗的，由直觉操纵的世界，但是他们心理并不黑暗，只是尘世的光明往往会伤害他们，使他们远离人世而进入不为他人所知的世界。
这是一些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一些异于常人的人，他们包括：精神错乱者，侏儒，残疾人，弃儿，以及冒险家，幻想家。
这是他的主题。他影片的视角总是远离文明世界，去孤独的对准这些怪异的人物，他因此也被称为影坛上“地道的离群索居者”。
想起摄影史里有句名言：不是你在拍摄照片，而是照片在拍摄你。赫尔措格的电影貌似对准的都是那些怪异的或者特立独行的主人公，其实他镜头一直冥顽的对准着自己，所有的电影只有一个路径，去触碰他内心的那颗灵魂。万水千山，走到的只是心底。与其说他有非同寻常的艺术追求，不如说他其实只是在骄纵自我。
我因此写了一首叫《自我》的诗歌送给他：
《自我》
一场淋漓的大雨中
一个无人的广场上的一个疯子
和他的舞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遍布天下的秘籍
遍布天下的秘籍
――对《读者》杂志的思考
饭卡兽/著
一、心灵到底需不需要“牧场”？
旅德多年的摄影家王小慧在他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一次，作者的朋友送她一张明信片，里面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心灵的牧场。作者当即被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感动，觉得美妙无比，进而心生温暖。然后作者在书中用了大段的文字在那里絮絮叨叨的把玩赏析着这个比喻，表达着自己的那难于言说的喜爱之情。从那激动的笔触我们能感受到她那真实的情感并不是表演。
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我是很惊讶的。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摄影家面对这样一个简单比喻的态度是我难于想象的。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其他还读点书的中国人早已经不会对这样的比喻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在中国，这样的比喻早已经是铺天盖地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百度里搜索一下，什么“心灵的牧场”“心灵的后花园”“心灵的田园”诸如此类的比喻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博客日记；散文或随笔里，甚至是一个中学生的文章里。一个普通中国人很容易在身边的书籍杂志上见到这样的比喻，甚至一个中小学生也能轻易的造出这样的比喻。
这让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德国生活在人会对这样的比喻赞叹不已视为珍奇，而在中国这样的比喻却已经铺天盖地？是什么造成了这样？
随便翻开《读者》2006年春季卷即1…6期的合订本，我们很容易就找到许多这样的文章题目：
点一盏感恩的灯 收藏幸福 一磅亲情 爱的宽恕期和保质期 永不受伤的飞翔
感恩的爱着 半截牙签的温暖 除却心灵的伤疤 希望是减法
一面墙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感恩的心 （大家注意光是感恩就重复出现了3次）
把收藏和幸福组合在一起，用一磅去度量亲情，聪明的人不难看出，这些题目里面都有一种明显的人为的造词组句的痕迹，无非在是“爱、亲情、心灵、人生、感恩”这些词语上加上各种修辞。我们也能很容易的察觉，其实这些貌似优雅的修辞背后，是作者那明显的主观牵强的制造用心，其目的就是无论怎样，都要和“心灵、爱”这些高尚美丽的话题发生关系。
发行量位居期刊类全国第一的《读者》现在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正是从这里我们发现：《读者》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两个字心灵。只可惜，我们从上面这些文章题目很容易能发现，这些“心灵的养料”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人工大肆制造的。《读者》就是全中国最大的“心灵工厂”，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着全中国的“心灵营养品”，并把这个话题铺天盖地的散播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个人都熟悉这种话语模式。可是，这种大肆在心灵上修建人工牧场试图养护心灵的做法未必就是真正的关注心灵，而心灵也未必需要这种喧嚣的人造行为。比较一下，一个连中学生都能造出“心灵的牧场”这样的比喻的国家，和一个很少见到这样的比喻而在见到之后为之感动不已的国家，哪一个更有真正的“心灵的牧场”呢？我想，德国人的内心或许更有一种清澈和干净的美好。而喧嚣宣扬“心灵”的中国人，或许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灵。或许也未必就真正的关注到了心灵，更多的只是喜欢在这崇高的话题上唧唧咂咂。
中国的“心灵喧嚣”，《读者》是始作俑者。在后来，有以刘庸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期刊和散文书籍变本加厉的把它推进着。最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巨大数量作者和读者群的话题圈子。在我看来，这些热衷于心灵的作者们并未真正为心灵建造起什么牧场，更多的只是打着心灵的旗号在大肆生产着文字产品。而且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心灵需要什么人工建造的“牧场”。
二、泛心灵主义=伪心灵主义
我不否认每个人第一次读到《读者》时的喜爱和感动，我也不否认那些贫困山区的学生在读到这样的杂志后可能带给他们的震撼与希望，我甚至相信一个不良的街头少年在遇到这本杂志后人生轨迹因而改变这样美妙的故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人生、心灵、爱与奋斗的故事已经过于泛滥达到了灾难的地步，这种泛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杂志内容上的泛难。随便翻开一本《读者》，这一页和那一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里面的故事千变万化，但主题无非是那么几点。
2，时间上的泛滥。你购买当期的《读者》和购买以往任何一期的《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发行量上的泛难。《读者》一千万如此巨大的发行量的意义和效益值得怀疑。
韩寒在《眼中刘庸》这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作者诸如”生命感悟“这样的文章如果一年出一篇，那篇绝对必然肯定是好作品，但是如果隔三差五有什么感悟出来………吃个饭噎住了感受出一个生命哲理，放个屁出声了又感受出个生命哲理，那么这个作家就毁了。”
这个形容也非常适合拿来形容于《读者》。韩寒批判的是刘庸，其实道尽了《读者》那一群专职作家们虚假可笑的面目。
一个张口闭口都“仁义道德”的老先生，和一个一出口就是”廉洁”“公仆”的官员，其内心的真诚度已经值得怀疑。很可能这些只是他们一种习之为常的说话方式，并无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