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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吭声了。周总理接着直视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我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总理还是逼视着冠华问：“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冠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说这样好，还风趣地对冠华说：“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的12月11日，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里，从此它成为我们的新家。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灵是万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华同我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父亲已经知道我们准备结婚，为此他很高兴。他对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父亲说我们结婚时他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我们的婚礼，他要送我们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买礼物了。说着，父亲从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父亲嘱我为他办了一个定期存折。此时，父亲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我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留着回北京用。但父亲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成了我保证他营养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做的。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像样的任何家用电器！这就是冠华！他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牛奶！而冠华正好属牛！当年他迁来我家的那套绿色尼龙绒面的沙发是60年代中期缅甸使馆替换下来运回国的。这套沙发至今仍在我的客厅里。它们已经过几次修理，我却仍不舍得替换掉。女儿去年为我修缮房屋，她懂得我不愿舍弃这套大约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旧沙发，就给它们做了几个大套子。
冠华迁入我家后的几天之后，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冠华的同事，算是婚礼吧！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奔驰车在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我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惑。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我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冠华和我忙着招呼客人没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我和冠华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问冠华哪里拿的茅台。冠华说是从饭厅拿的。我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顾我父亲的女孩子还住在我家。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桌上，被冠华当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冠华舍不得请客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冠华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从来都有点迷信好兆、恶兆。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吗？
相爱何难（13）
客人散尽之后，冠华很兴奋，说出去看看月亮。我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却非要去，说今晚一定要赏月。我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冠华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我说：“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冠华叹口气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我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我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冠华捏了捏我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我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圣洁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冠华说：“你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用不着对天主起誓。还是对着月亮吧！那是最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早知道冠华酷爱月亮，他对着月色特别动情。但我却隐隐地觉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几乎使人感到凄凉。我不禁想起那些写月光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写别离情的。我想起了《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我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在一起。”我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我们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顽固地在我心里忽隐忽现，驱之不散。冠华逝世之后，我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冠华和我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么错误，但我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为什么我们的结局会这样悲怆？！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华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十年风雨（1）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
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那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筋疲力竭。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我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丝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十年风雨（2）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