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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作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长的冠华事先竟一无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很明白，冠华是“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此时在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们已经乘冠华在国外的时机把他挂到了“四人帮”的线上去了。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我去机场接他。我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我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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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11）
虔诚与毁灭
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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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12）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后来，在我们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
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禹锡诗句：
莫道谗言如海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淘尽黄沙始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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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已断、梦相随（1）
我的这篇文章从初春写到深秋，回忆的线索越拉越长，越拉越远。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脑海里浮现，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我的笔似乎应该停下来了，否则它可以永远地写下去，写下去……现实生活越来越淡化而过去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是写冠华，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岁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东山之巅的冠华。我曾经说过，时光不可能磨去过去的伤痕，但会使记忆埋得更深。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从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战。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远时隐时现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几日，随手翻看闲书，突然翻到冠华喜爱的苏东坡的词，见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是记录下的一个相爱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间的一对情人的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闸门突然间被这曲东坡词冲开，很久没有这般激动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华已不常在梦中出现，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恋，以及随后的十年天上人间将永远魂牵梦萦陪伴我终生。我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艰辛。我那两鬓的白发也许更透露了我能活过来是多么不易。于是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灵。
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险遭灭顶。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派”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