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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伟
我在1995 年9 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以半月刊方式连续出版的时候，设计最后一个栏目为《生活广场· 大家谈》。就栏目而言，是沿袭原来的设计。在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之前，钱钢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试刊期间，就设计了“生活广场”这个栏目，杨浪在《三联生活周刊》以月刊方式正式创办时，改成为“百姓广场”。“广场”是当时三联书店的领袖董秀玉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无拘无束开放交流的文化空间。
虽为“广场”，其实能做到*、演讲交汇之气势并不可能，要想将一种思想有寄附之地，文字在千字之内也不可能。我一开始求助于文学圈最熟悉的朋友，王小波、余华、苏童、史铁生，他们都具备最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记得王小波在“生活广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在单位里、家里，不代表民族、国家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余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简洁有效的金钱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在朋友圈里，受到了李陀的严厉批评，因为它提出了“金钱的所谓肮脏关系其实是无辜的”观点。
“生活广场”变成“生活圆桌”就源于李陀对余华的批评，从1996 年第4 期起，李陀自告奋勇来帮我主持这个栏目。他认为“广场”太大，于是变成三人“圆桌”的模式，他自己带头，另再找两个谈伴，每期讨论一个问题。第4 期批评商业化，拉黄平与*才为谈伴；第5 期批评快餐化，拉黄平与余华为谈伴。王小波不被李陀喜欢，我就将他发展成《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个专栏作家，从1996 年第6 期开始他的“晚生闲谈”，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李陀本也是一时兴致之人，主持两期就懒得自己动笔，但在我逼迫下，负责主持仍坚持到第14 期为止，为期10 期。之所以没法坚持，一是即使1500 字的文字也无法承载李陀要求的容量，李陀自己也总不满足。二是无论学者还是作家，本身又都觉得这种千多字文既难写又价值不大，他们看重重量级的文化批评或小说，看轻这种无足痛痒的小品。于是第15 期“生活圆桌”没有了，替代它的是“意见与争鸣”，变成1500 字左右的文字两篇，上海的陈思和帮忙维系了两期。
“生活圆桌”再重新开栏是1996 年的第20 期，文字变为800 字左右一篇，由我自己来组织，我要求苗炜、舒可文、刘怀昭、刘君梅都来参与写“圆桌”。苗炜写的第一篇是《闷死在网球场上》，评论网球公开赛；舒可文写的第一篇是《角色和“实话实说”》，讨论崔永元刚开张的“实话实说”。可见当时定位还是即时的文化批评。
苗炜的才华从他写第三篇“圆桌”开始显露出来，他的第三篇是《跟大师吃饭》，记与一个气功师吃饭的经过，他提供了“圆桌”一种新的可能，即提供一个相对有趣的感觉生
活视角。到这一年年底，“生活圆桌”的形态已经确立。这一期“圆桌”，苗炜的文章是《穿过你的游戏我的手》，舒可文的文章是《多多不益善》，刘怀昭的文章是《“分居”的生活》。
1997 年，“生活圆桌”栏目正式由苗炜负责，刚开始写手稀缺，他只能自己在一个圆桌上亮相两次，一个叫“布丁”， 是一种甜食；一个叫“杜比”，是降噪系统，大约是希望安静的意思。遗憾的是这一年春天，刘怀昭就去了美国，她留给“生活圆桌”几篇写得非常俏皮的文字，比如有一篇标题为《坐在马桶圈上的“规则女孩”》，还有一篇叫《请不要在此小便》。
刘怀昭离去后，有一位“田七”替补，那是凉血、治疗青春痘的药材，也就是后来加入周刊的邹剑宇。舒可文在“圆桌”上出现时，除“施武”外，又多了一个“舒木禄”的别
名；苗炜也多了一个“赵小帅”的别名，后来又叫“王怜花”。还有“劳乐”参与，那是王佐良的孙女，见啤酒没命的王星。还有“米小满”，那是刘天时。洪晃在1998 年成为昙花一现的作者，她的问题是有太多的好奇心，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长久。“生活圆桌”第一轮插图作者是王焱，后来王焱去当美术总监了，开始由“山羊胡”谢峰接替，一直孜孜不倦画到今天。
直到2001 年《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变为周刊之后，才有较多周刊外的作者参与“生活圆桌”，但其中写得最多的始终是苗炜，这个栏目成熟之后也就更多他的气味的影响。苗炜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苏童应该算是他学兄，他像苏童一样，在大学里就开始写小说，不过是气质不适宜写小说而已。因为写小说是将生活繁衍得复杂的能力，而他总对这种繁衍不耐烦。
我一直觉得，苗炜身上有很典型的90 年代文学趣味烙印，在美国作家中他喜欢马克· 吐温与海明威，东欧作家中喜欢恰佩克与米兰· 昆德拉，他喜欢简单中机智的俏皮，不喜欢那种阅读起来累赘的沉重。由此，“好玩”成了趣味的一个代言词。俏皮与幽默，原是中国文学中稀缺的东西，小品文传统中，要不是超然的风花雪月，要不是特别现实的讽刺与谩骂。“生活圆桌”这个小小的栏目，无意中带动了一种以自嘲来机智生活的追求，眼看着“好玩”就日积月累，变成了一种时
髦的取向。
这样一个栏目，是否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我曾听到文学界对这个栏目的指责，说这样的写作对于严肃文学的神圣性形成了一种消解。我不以为这样一个小小栏目就能有这样的
作用力，但如从文学消费应该多样化的角度，我倒是觉得，80 年代之后文学的最大问题恰是严重的单一化而缺少丰富多彩与生机勃勃。文学不仅需要大餐，也需要杂色拼盘，这是
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曾给我深刻启示的论断。从一碟小菜的角度，“生活圆桌”也许值得被研究90 年代文学发展史的后人认识它对文学的意义。
当然，“生活圆桌”的小与轻巧，从更高的要求，还存在探究其表达可能性的问题，因为小而玲珑，浅俗者有，无聊庸俗者也有。千字文中要有天地与境界本是难事，在这个栏
目中应该诞生中国的马克· 吐温或契诃夫，这大约是这个栏目创办12 年之后需要刻意去努力之方向。
是为序。
2008 年8 月5 日
No。1 婚姻圈套（1）
因为看多了言情小说，所以我曾对婚姻有着极浪漫的想法，我希望我跟我的女主角能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恋爱，然后披上婚装，戴上戒指，心里说：这是我这辈子的伴侣了。但真正结婚之后，才明白当初对婚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就是浪漫的。
去学女儿拳
∷∷ 毕淑敏
家庭暴力的“暴”字，不知古文字学怎样讲，我从字形上，总是联想到男人对女人的凶恶。上书一个“日”字，为阳中至盛。下面一个“水”字，属阴中至柔。男人若凌驾于女人之上，没有平等，没有仁爱，暴力就随之滋长，疯狂蔓延。
我认识一位贤慧的女人，只因一点小事，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那汉子米的个头，会使漂亮的左勾拳，呼呼生风，蒜钵大的拳头打在女人侧腰部，伤了肾，血尿持续了很久。
她让我帮拿个主意，我说离婚离婚！她说，孩子呢？我说看着父亲施暴，母亲受欺侮，孩子的心灵就正常吗？关于孩子问题我们反复商量，总算达成共识：完整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永远最好，真理比父亲更重要。
艰难的问题是房子，远比孩子复杂得多。单位不会给女人栖身之所，只能从现有的单元中分割一屋。日子就这么一日日熬着，一月月拖着。我问，他还打你吗？女人长叹一口气说，打人也像杀人一样，有个戒。开了戒，就上了瘾？？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许久，我说，我能帮你的，就是家门永远向你敞开。无论半夜还是黎明，你随时都可以进来。
她说，我最怕的不是跑出家门之后，而是在家门里面。打的时候，我恐惧极了。蜷成一团挨打，除了刚开始并不感觉疼。只是想，我要被打死了，大脑很快就麻木了。单记得抱着头，我不能被打傻，那样谁给我的孩子做饭呢？
我说，你这时赶快说点顺从的话给他听，好汉不吃眼前亏。抓紧时间抽冷子往外跑，大声地喊“救命啊！”她说，你没有挨过打，你不知道，那种形势下，无论女人说什么，男人都会越打越起劲，打人打疯了，根本不把女人当人。
我以为家庭暴力最卑劣最残酷的特征是——在家庭内部，*裸地完全凭借体力上的优势，人性泯灭，野性膨胀。肆意倚强欺弱，野蛮血腥践踏他*利。由于妇女和儿童在体力上的弱势，他们常常是家庭暴力最广泛最惨重的受害者。
朋友还在度日如年地过着，我不知道怎样帮她。一天，突然在报上看到一条招生广告：新开武术班，教授自由散打、擒拿格斗，还有拳理拳经十八般武艺？？
我马上给她打电话，既然没有房子离婚，既然没有庇护所栖身，既然生命被人威胁，既然权利横遭践踏，女人应该学会自卫，让我们去学女儿拳！当暴力降临的时候，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以求正义和法律的保护。
（）
内衣与婚姻
∷∷ 聂昌硕
内衣的变化正悄悄地揭开婚姻变革的序幕。这种说法蓦地听去似乎不着边际，但细细品去内涵深刻得很。
旧式婚姻是契约婚姻，“低质量高稳定”，俩人相处极不和谐。甚至分居几十年的夫妻仍维持着婚约，这种婚姻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婚约重于感情，在服饰上便漫不经心。如果注重打扮，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女人便会遭到非议，妆扮“意味着什么？”“是否还想勾引其他男人？”
No。1 婚姻圈套（2）
优着外，劣着内，只求“表面光”的穿着方式被一些人视为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内衣考究有什么用？夫妻之间没有这个必要。”破旧衣服只要质地柔软都可做“内衣”用。由此80年代中进军中国的内衣品牌门庭冷落，洋人不知道妨碍内衣市场繁荣的根源之一是“契约婚姻”从中作梗。
离婚率上升，协议离婚者不断增加，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质的飞跃。封建时代由于独身女子几乎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出于“同情”，以婚约来“保护”女子，哪怕娶妾养小，结发者总还有饭吃。经济发达了，妇女文化素质提高了，社会环境改善了，女子能够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离婚率就自然上升了。
离婚开始将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被世人所接受，情感婚姻开始取代契约婚姻，人们越来越重视婚姻的质量。夫妻（情人）双方都要不断地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去吸引对方，使魅力永驻，任何一方的懈怠都可能导致婚姻的解体。
其实，服装原本是性吸引、性炫耀的工具，内衣尤甚。西方人封建意识的束缚少，早就强调服装的*，认为*是美感最深层的反映。人们刻意增进夫妻感情时，内衣的性魅力日益受到关注，清醒地或朦胧地意识到内衣在情感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婚姻的变革促使内衣市场日趋繁荣。
（）
亲爱的，晚安
∷∷ 楚人
“亲爱的，晚安”。
朋友们知道，这是外国电影里的台词，夫妇俩聊着聊着，其中一个困了，欠起身来，向对方道声晚安，回屋睡觉。这情景在中国则是不必，因为中国夫妻睡觉，都上一张床，即使先走一步，待会儿也要再见，犯不着这么客气。
这个问题曾让我困惑：外国人夫妻俩为什么不每天睡在一起？因为在中国，睡在一起是件很重要行为，重要到成为一种标志。男女两人，结婚即同居，同居即同睡。结婚而不同睡，就像同睡而不结婚一样，简直是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外国人房子大，居住条件好谁都知道，可再大也不一定非在这一点上摆谱儿啊。当时正蠢蠢欲动，处于青春期的我，甚至也多事儿地直替外国人可惜，觉得他们太不珍惜机会。
后来自己长大了，大到结婚，也能与别人同居了，这个问题才渐渐想明白：即使是夫妻，平日里也还是分开睡觉好。
道理不复杂，只有四条。
第一条，也是大伙儿最容易想到的一条：平时分居，有利于保持偶尔同居的新鲜感。什么东西都不能太频繁，这道理简单，但不大好说，只有打个俗气的比喻，也许你胃口好，但如果每天山珍海味，即使是豪门盛宴，也会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