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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从《诚信的背后》看金融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 刘鸿儒
摆在我们面前这本书，《诚信的背后》，英文原名《》，在国外是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有争议的书。这本书自发表伊始，就在国外的金融界引起了震动。作者在书中公开了他的雇主公司所从事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损害客户利益的交易内幕，而他的雇主公司坚称绝无此事。
由于是局外人，我既无法也无意评判书中每件事的是非曲直，但书中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即金融服务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和金融衍生产品问题，我倒认为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中国资本市场自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着要正确处理推动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创新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动力，正确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尤其重要，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监管就失去了意义。而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线。
金融服务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并不局限于哪一个国家、地区、公司的从业人员。事实上，在中国的证券行业中，违反职业道德、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问题也时有发生。虽然这些问题都是个案性质，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不大，但其危害性不可忽视。要解决这个问题，除行业自律外，加强监管是最重要的。而且监管内容、方法、手段还要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增加，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为此，我们的监管部门不但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还要不断地借鉴国外同行的做法，从国外监管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监管水平不断提高，达到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广大投资者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的目的。
金融衍生产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原理上，它首先应该是规避风险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而且越是设计得精妙复杂的产品，其破坏力往往越大。是产品本身固有的问题？还是使用不当的问题？国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由市场发展程度所决定，目前中国尚未出现书中所谈到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但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新的需求会不断涌现，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出现，也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毕竟金融创新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衍产生品？如何有效进行监管？怎样才能做到既能利用它的杠杆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金融资源，同时又能有效控制风险，以避免墨西哥、拉丁美洲、亚洲金融风暴那样的危机在中国重演？这些都是下一步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
为了解答好这些问题，为今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准备，我们应该不断开阔视野，及时跟踪和了解国外金融创新的最新发展。作为第一部深入浅出介绍金融衍生产品的书籍，《诚信的背后》至少是从一个侧面使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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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背后》目录
序1
前 言1
第一章 一个更好的机会5
第二章 纸牌房33
第三章 掷骰子游戏55
第四章 墨西哥银行的狂欢节71
第五章 大灾难91
第六章 RAVs女王111
第七章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147
第八章 天生冤家165
第九章 龙舌兰效应185
第十章 MX217
第十一章 沙扬那拉247
尾 声265
后 记269
译 跋303
本书献给没有胆量的人
大多数人投身投资业是出于一种摧毁理性的原因，和良家妇女沦为娼妓的原因如出一辙：这个行业不需要艰苦工作，是不需要太多智慧的群体行为，而且对于别无所长的人来说是一种实际的赚钱手段。 ——理查德？奈《华尔街丛林》
每一笔巨额财富的后面都有深重的罪恶。 ——巴尔扎克
前言
1993～1995年间，我在华尔街销售金融衍生产品。在此期间，我和另外七十来人在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部工作，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一共赚了大约10亿美元——平均到每人大概是1 500万美元。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一群人了。
我的部门是公司迄今为止最大的造钱机器。摩根士丹利是顶级投资银行中历史最悠久、声誉最显赫的一家，而衍生产品部则是推动它前进的发动机。我们赚的10亿美元支付公司全球一万多雇员的薪金绰绰有余，而且还给我们自己留下了不少。部门的中级经理一年挣到了几百万美元，哪怕是最低级的雇员也有六位数的收入。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那时都不过二十几岁而已。
我们是怎样赚到这么多钱的呢？部分归因于我们的精明。我曾和衍生产品这一行中最优秀的人共事过，我们掌握了现代金融种种复杂的精妙之处，难怪我们被称做“火箭科学家”。
摩根士丹利并非历来如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家显赫的投资银行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办公室的鲜花、精美的家具、优雅的合伙人餐厅和保守的业务作风都为人所称道。公司的信条是“第一流的业务，第一流的文化”。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全盛时期，公司面临来自其他银行的激烈竞争，从第一名的位置滑了下来。作为反击，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把注意的焦点从名转到了利，从此改变了这家公司。到1994年我加入公司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已经放弃了它的绅士风度，取而代之的是为赚钱而不择手段地销售金融产品。这一转变为摩根士丹利赚足了钱。
包括我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的雇主——第一波士顿在内的其他银行，无法匹敌摩根士丹利强制性的新销售策略。这家公司已经全方位的彻底改头换面。鲜花已不复存在，家具改成了板式的，交易厅的过道里塞进了油炸面圈架，忙碌的经理们就在那里匆匆吞下自己的午餐——假如他们还有时间吃午餐的话。这种强制性销售作风激发了新的信条——“第一流的业务，第二流的文化”。经过了数十年的和气生财，摩根士丹利的微笑背后开始露出了狰狞的杀气。
衍生产品部前进的号令来自公司的领导者约翰？麦克。麦克是从交易柜台奋斗上来的，在那里他现在还被称为“大刀麦克”。麦克的桌上放了一个金属的长钉子，有谣言说他会用它来恐吓无能的雇员。在完成了一笔银行业的交易后，麦克曾收到过一件特殊的纪念品——一部镶嵌在有机玻璃里面、已经摔烂了的电话听筒，那是他在交易厅工作时的遗留物。通常的纪念品都应该是一块刻着公司名字的墓碑形状的有机玻璃。显然，有麦克做舵手，风平浪静的J。 P。 摩根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麦克的带领下，我那些头脑敏锐的上司都变成了凶残的百万富翁——一半是小丑，一半是狼。他们不是在进行复杂的电脑运算，就是发誓要如何“撕破对手的脸皮”，或是“整死某客户”。工作之余，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磨炼杀手的本能——在私人射击俱乐部，在非洲和南美狩猎，还有摩根士丹利中最重要、也是名字最贴切的竞争活动：固定收益部年度泥鸽靶射击比赛，简称（Fix Ine Annual Sporting Clays Outing）①。这一年一度的射击竞赛为公司毫不留情地从客户身上挣大钱奠定了精神上的基础。1994年4月后，当客户开始接受了摩根士丹利推销的衍生产品并开始亏钱时，约翰？麦克下达了他的指令：“我已闻到了血腥味，让我们去寻找自己的猎物吧！”
我们已经作好了杀戮的准备，而且也这么干了。在衍生产品的战场上，摩根士丹利的受害者到处都是。你可能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在奥兰治县②，在霸菱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可能还有其他尚未为人所知的地方，在某个公司仅一个人就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亏损。在其他一些公司则是几个人赔掉了10亿美元。几十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包括宝洁公司和众多的共同基金，各自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几亿美元，加在一起有几十亿。在损失500亿美元的墨西哥货币危机中也包含了衍生产品的牺牲者。就像已故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所说：“这里10亿，那里10亿，很快损失就是大规模的了。”如果你在过去几年中持有过股票或共同基金，损失在衍生产品上的钱很可能就有你的一份。
衍生产品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996年，这一市场的规模据估计达55万亿美元，是美国所有股票价值的两倍，或美国全部债务的十倍还多。与此同时，衍生产品造成的损失还在成倍增长。
当然，通过衍生产品赚了钱的公司也为数不少，其中就包括摩根士丹利。就在衍生产品的买家舔着伤口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部却在发展壮大。有些客户厌倦了被人撕破脸皮或被人蚕食，因而业务在1995年和1996年有过短暂的下降。在此期间，我们中的许多人离了职，另外一些去了不那么残忍的公司。摩根士丹利也把衍生产品部中最擅长强制销售的几个经理转移到了公司其他更为“合适”的部门，但还是有些人留了下来。今天，这个部门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在重整后利润依旧，正准备着为下一场狩猎寻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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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更好的机会（1）
我坐在电话旁，暗自希望它会响。那是1994年2月1日，离发年终奖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我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做衍生产品经纪。
我在等一个猎头的电话，最近几天他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他对时机掌握得无懈可击。发年终奖的日子越来越近，衍生产品正炙手可热，而且我还是最近一次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研讨会上的特别主讲人。我有市场价值，也想跳槽。对于猎头来说我特别值钱：如果他把我安置到一家新公司，他就能拿到我第一年薪酬的三分之一。好的华尔街猎头都能赚几百万美元。我知道这个家伙打电话给我并不是想当好人，他是想“猎”我的“头”。
想遮掩这种电话并不容易。假如你曾见过交易厅，你可能会奇怪一个经纪怎能和一个猎头通电话而不引起一米开外的其他经纪的怀疑。我知道若被发现就是致命的。已经有若干个经纪因为在工作时间与猎头谈判而遭到处罚或被解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精心设计了详尽的方案来掩盖求职活动，包括说暗语和夜间会面。我的新方案是从一个同事那里学来的，很简单，但不是十分安全。这个猎头假借一个朋友的名字打来电话，我接听时装做在和朋友聊天，而猎头就介绍他手头的工作。如果我想讨论这份工作就挂断电话，离开交易厅，用大堂里的公用电话打给他。其他人也有用这种方法的，在发年终奖的时候，经纪每天都被这种电话包围。
那时我已经冒险地往大堂跑了若干次，冷静地听了很多工作机会。每次我都拒绝了。那些公司都是和第一波士顿同一水准的，也就是二流的。虽然第一波士顿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是一家顶级公司，然而过去十年间它已经每况愈下，大批员工离职去了更好的公司。我对这种二等地位已经感到厌倦，也想更上一层楼。有一家公司的衍生产品部是华尔街最热门的，我对那里的工作梦寐以求。我告诉这个猎头如果他能拿到那份工作，我就接受。他答应去找找看，然后告诉我他能找到什么。
电话终于响了。是那个猎头，他听起来很兴奋。
“弗兰克吗？”他小声问。
“是我。”我小声回答。旁边的一个同事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在交易厅里是没人小声说话的。
“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那个，”他停了停，“你的工作，你想要的工作。给我回电话。”
现在轮到我兴奋了。我告诉同事我要出去一会儿，他似乎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几乎是冲到了大厅里的公用电话前。
我一边等着猎头接电话，一边摸出了笔和纸作记录。电话铃似乎响了整整一分钟。我四下张望，冲着公司的新徽标得意地冷笑——白底上蓝色的帆船，旁边是公司的新名字——瑞信第一波士顿。瑞信代表公司的新主人——一家大型的瑞士银行——瑞士信贷。可这个时髦的新徽标也不能改变现实：第一波士顿至今的航行既不是世界性的，也称不上一帆风顺。这只船看起来属于波士顿而不是伯尔尼，我的公司唯一具有世界性的东西就是亏损。
我想起一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