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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竞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伯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灵性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3．要那么快乐干吗（2）
当李敖搬到新店时，有的朋友说他顶多住一个月就会撤回台北，有的说最多两个月，他们的依据是：以李敖这样对女人热中的人，他绝对耐不住独居的寂寞，即使为了石榴裙也会乖乖而回的。
也许是怕朋友寂寞，也许是为了诱惑李敖回到尘世，在这期间朋友们给他介绍了很多女朋友，但李敖要么拒绝见面，要么见一两次就强迫自己快刀斩乱麻，重归“修道”生活。
但人非圣人，岂能无欲？看到、听到朋友在如火如荼地结婚、交女友，李敖内心何尝不起涟漪？何尝不觉得自己的山楼如同地狱？只不过一个更伟大的理想使他克制住了情感上的要求，为了这一目标，要那么多世俗的肉体快乐干吗？
7月29日在《病后小记》中有言：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祥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耍那么决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信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弃了。
……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
事实的确如此。李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是狄杰阿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生活，但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修炼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尽管当时他正紧张地准备着考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每当夜深人静，倚窗凭栏，往昔的温柔乡生活还是象一根无形的绳子，将他与过去、与世俗、与爱情紧紧地联在一起，所以一旦美女在前，而且有望上手，他的形而上还是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当美女王尚勤与他偶遇之后，他搬回世俗尘世了。
4．老年人和棒子（1）
1961年11月1日，犹豫彷徨很久的李敖终于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
这是一篇行动的誓词，也是一代有为青年的宣言。犹豫的李敖消失了，以昂扬的姿态投入战斗的战士李敖正式走进了文化主战场！
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李敖就没报名，现在，经过新店山居一段安静的准备，李敖终于考上了研究所。
事实上，李敖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谈“李”色变，“噤若寒蝉”。在李敖口试时，众教授（姚从吾会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他，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
然而，李敖虽然做了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和整个研究所的气氛格格不入，和身边一个个头发斑白、硕果累累的老学者格格不入。他尊敬他们，却总觉得他们付出的与得到的实在不相称，特别是对一直眷顾自己的姚从吾老师，李敖更是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也就是从他身上，李敖得到直接的启示：决不能走姚老师他们的那条路。
1963年1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63期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基本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立场：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帏’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文星》第四十九期。犹豫彷徨很久的李敖终于以这篇文章为里程碑，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
早在读小学和初中时，李敖就立下了“用文字救世，鼓动风潮，关切苍生”的志愿。现在，他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准确契机和方向，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李敖此文源于王洪钧的一篇文章《如何使青年人接上这一棒》，此文发表在《自由青年》第二十五卷第七期上。政大外文系主任李其泰读后很受触动，就剪下来寄给自己的老师姚从吾，并写了一封推崇这篇文章的信，而姚则在研究室里将这篇文章拿给李敖看了，李敖匆匆看了一遍，对姚老师说：“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人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因此他告诉老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抒发一下读这篇文章的感想。
文章紧紧围绕老年人如何交出棒子，青年人如何接过棒子理论。李敖首先从台湾的形势分析入手，指出老年人交出棒子已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的青年一代，经过多年的战争，从50年代起，大体上已在比较安定和平静的环境里读书、学习、工作，到60年代已经基本成熟，已可以承担重大的担子，而老一代，无论学人也好，其他行业也罢，也都到了叫交出棒子的时候。
文章接着分析了拿着棒子的老年人的类别：一种人拿着“莫须有”的棒子，一种人拿着“落了伍的棒子”，一种人拿着“不放手的棒子”。第一种人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所以不必担心；第二种人，李敖建议他们向胡适学习，永远做白头新人物，不要在年轻时代激进，老年时代冥顽不灵。李敖集中炮火批判的是第三种人。李敖反对“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和“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也反对“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的（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文章犀利地批判了传统的伦理教育：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颛顼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象的。
从我14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地看出来。我们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13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做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坦白说，我失望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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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年人和棒子（2）
李敖明确表示了对“老年人”的失望：
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希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这是一篇行动的誓词，也是一代有为青年的宣言。犹豫的李敖消失了，以昂扬的姿态投入战斗的战士李敖正式走进了文化主战场！
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之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等杂志上都有相关讨论文章发表，青年人觉醒了，他们联合成一股力量，要和老年人进行一场棒子战了！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与棒子》的发表在使李敖看到自己实现理想的道路的同时，也使他更加难以忍受令人窒息的“纯学术”式的经院道路，1961年11月25日，他在给姚从吾老师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苦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噬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