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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胡适要钱（1）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
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踏上战斗征程的李敖仍被贫穷牢牢地压迫着，无奈之下，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军号以吹响，战斗已打响，但李敖还是穷得叮当响！虽然他有了工作、虽然他写了不少文章，虽然他睡上了木版床，虽然他还在为学生改作文，但贫困仍象一块巨石牢牢地压着他。
虽然李敖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但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李敖身受其害，忍不住了，但为了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他直接“通天”：10月6日李敖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信中这样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第二天胡适就回了信，信中说：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干元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的古道热肠给了他很大鼓舞，也使他更深地了解了胡适的表达胸怀。胡适此举，决不是因为李敖的父亲是他的学生，而纯粹是基于李敖的治学成绩，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但也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李敖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这一千元，但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以后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他。
胡适的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李敖的大忙，但却不能根本解决李敖的生计问题，即使后来工资发下来，也是如此。助理薪水是三月一发，钱虽不多，却不准兼差，有时又不不准时发薪，寅支卯粮，也需有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李敖夏天又考上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也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这点钱根本不够李敖做研究和生活用。后来姚从吾老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一位中学老师顶替李敖助理职，而由李敖兼任教职，可学校不同意，所以最后也泡汤了；在考研究所之前，李敖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等他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李敖，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研究所外的人担任，后来李敖放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又恢复了研究生可兼助教制。
穷则思变，李敖心生一计，想变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兼任助理就可以兼职谋事；同时他还想到杂志社兼职，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为此，他频频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姚从吾写信，上“陈情表”。
1961年8月27日，李敖在给姚从吾的信中表述了自己想到杂志社兼职的苦衷：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样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500元和＇研究生＇研究费400元，杂志社600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儿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但姚从吾显然不赞成李敖的打算，而是劝他“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并希望李敖以后在这些事上不要太随便决定。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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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胡适要钱（2）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煌），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确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巳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 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例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知， 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 “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从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李敖当时的窘迫状况，一代奇才，为生计所累，不能尽展其才，仅为生存而苦熬，难免他要另找出路，另做他谋，其实象他这样的人，现在仍在为生存奔波的又何止千万？贫困，不知使多少稍露锋芒即被吃饭压倒的奇才最终陷入泥沼而一生碌碌。
姚从吾老师读到李敖的信，竦然动容，马上写信给李敖：“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让他去劝劝李敖不要着急，要作些长远的打算，在其中一封信中说：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以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1000元，请你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1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入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复兴岗当兵，收到姚从吾的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给李敖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 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侯？
启 庆
廿一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杨培桂当时在台北商职教书，姚从吾打算让他接替李敖的助理职，而李敖接替他在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算做私下交换，可惜后来商职同意杨走，却不同意李来。
信中提到的“陶老三”，指的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李敖高三班，他和李敖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
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就想把李敖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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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1）
收到胡适送来的一千元，李敖激动之余，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五千言的信，回顾了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封信后来竟给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大吃一惊：严侨没死！
李敖收到胡适救急送来的一千元和信后，内心的感动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0月10日，李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伏案给胡适写了一封五干余字的长信，推心置腹，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长信回顾了自己对胡适崇拜之情的发展过程，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和严侨的关系、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达到新境界的情况。
只是李敖和胡适当时都没想到这封信后来竟会给李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在信中说：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的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