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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国民党！
……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人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桥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以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等我又大了几岁， 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 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诫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钩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作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决不 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 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身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打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6．上胡适五千言书（2）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胡适收到李敖的长信，读后大为感动，忍不住把李敖的信拿给几个熟人看，“奇文共赏”。无巧不成书，1961年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望胡适，胡适又把李敖的信拿出来让他们欣赏，这对夫妇告诉胡适：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马上把这个惊人的大消息写信告诉了李敖。
1961年11月1日，姚从吾在台大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李敖。信是胡适写来的：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 ·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已恢复了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大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没直接将这封信寄给李敖，而是在信封上写着“敬乞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托人送给姚从吾，再由姚从吾转交李敖，其目的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李敖不便。
李敖感慨道：“他真是个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有死！
李敖又惊又喜。严侨死的消息李敖是从中央通讯社胡传厚的儿子那里听来的，而胡的儿子是严侨数学课上最红的学生，也是李敖的好朋友，而胡传厚与叶明勋很熟，所以李敖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条消息的可信性，所以乍一看到胡适信中所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严侨居然能“复活”——居然在保安司令部眼中能“新生”，在他的眼中能“再生”，
这真是李敖26年来所碰到的大奇事了！
他马上通过华严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就决定去看望严侨。这天李敖在《文星》发表了《老年人个棒子》，也就顺便带一本去，想让这位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看看自己的文章。
严侨那时住在台北新生北路的陋巷里，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
李敖敲开严侨的房门，严侨一看来人，立刻惊喜地喊着李敖的名字，跑过来，抱住李敖，流出了眼泪。
七年隔世，李敖感叹严侨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
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那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
问到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的遭遇，严侨绝口不向李敖谈在火烧岛上的事，只是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干万不能到那儿去！”
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严侨仔细看了李敖在《文星》上的文章，核对了几段译文，夸奖李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说：他被捕后，也十分担心李敖会出事。他判断李敖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给李敖带来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那天还告诉了李敖一些令人伤心感怀的事，以及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严师母本是想投靠辜振甫，但辜家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说什么他们不欠严家什么，严家也不欠他们什么，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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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