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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也⒉幌胝庑┪恼禄嵊诒鹑擞惺裁从么Γ蛘呖梢愿瓒嗌兮茫晃抑幌氡硐址灿沟淖约旱囊徊糠郑送獠⑽薇鸬哪康摹！�430这里袭用了致鲁迅信中的“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却不愿陷入“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仍然希望有所“寻求”。这个意思也说在五天后写的一篇散文诗中：“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431八月三日——亦即鲁迅迁居的次日——“土之盘筵”专栏又在《晨报副刊》恢复登载。其实先前在《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的附记中即已说过：“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这里又袭用了致鲁迅信中的“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同样期望有所振作。虽然，“土之盘筵”最终仍未完成预定计划，就截止了。
如果说上述文字显示周作人曾经深受打击，那么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正打击他的并非兄弟失和，而是造成失和的那个原因——至少对周作人来说，从未怀疑其真实性。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周作人与十个多月后第一次回到八道湾的鲁迅发生冲突，可见怨恨仍未消除。该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里提到的三个“知情人”，同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432。至于周作人随后写的《破脚骨》433一文，与其说攻击鲁迅，倒更像自况之作，所云“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使人联想到日后他形容自己“流氓鬼”的一面为“精神上的‘破脚骨’”434。
至此兄弟二人关系彻底断绝；虽然他们以后可能在公开场合见过几面435，彼此的文章亦偶有呼应之处436。有关这一事件的后果，还要从头说起。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三”出版，该丛书署“周作人编”，乃是兄弟失和前最后一次合作。此前已经初见成果的合作翻译计划，也都一律终止，是以《现代小说译丛》只出版了第一集437，而《现代日本小说集》亦为未竟之作438。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编定于失和之后，当初《晨报副刊》的专栏里本有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439，此番即予删汰，——该文称：“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这使人联想到周作人自己曾经谈到的“种业”，兄弟二人的确一贯彼此理解，相互启发。几年后周作人所译《点滴》改订为《空大鼓》重新出版，删去鲁迅所译题词，新序有云：“又尼采的文句与题目一并撤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意思。”440周作人可能还不知道，与鲁迅失和，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在当时，他显然决意“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直到晚年，才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441
这年九月，周作人所著《自己的园地》列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由北京晨报社出版，收入“自己的园地”、“绿洲”两组专栏文章，以及杂文二十篇。《自己的园地》呈现了周作人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就像面世不久的《呐喊》呈现了鲁迅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一样。然而现在已经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442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
一
周作人与鲁迅绝交时所说“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三个月后面世的《不讨好的思想革命》443中。文章有云：“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激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大有好处，即失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人五人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民党的人可以得孙中山的信用，津派的人可以蒙曹仲三的赏识，虽然在敌派是反对他们；至于思想改革家则两面都不讨好，曹仲三要打他，孙中山未必不要骂他，甚至旧思想的牺牲的老百姓们也要说他是离经叛道而要求重办。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当初他提出“思想革命”，是预期要实现的；现在看来，这也属于“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不过所质疑者仅此而已，并不包括“思想革命”本身；换句话说，他并未质疑始终“赞成思想革命”的自己。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指尚且限于“此时此地”；待到写《教训之无用》444一文，援引了蔼理斯和斯宾塞的话，前者说：“一个人如听人家说他做了一本‘道德的’书，他既不必无端的高兴，或者被说他的书是‘不道德的’，也无须无端的颓丧。这两个形容词的意义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后者说：“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据此，周氏将“思想革命”之“不讨好”视为一条历史规律，求诸古今中外，无有例外：“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今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艺术趣味的人的欣赏，那就尽够好了。至于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难怪要被骂了。”
话说至此，显然希望彻底放弃此前曾经坚持，然而已经动摇的启蒙主义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文堪称周作人思想进程上的一座界碑。如其所说：“我自己承认是范缜的神灭论者，相信人只有形体，没有精神可以离形体而独存，至于上帝与神更是不在话下了。可是尽管如此相信，却有时也要表现出教徒那种热心，或者以为宗教虽是虚妄，但在某种时地也是有用，有时也还要这样的想，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445然而“教训之无用”毕竟只是周作人此后思想的一端——虽然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端；他仍不时以教训者的面目出现，而且期待着这些教训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周作人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不但不掩盖，甚至有意张显这一点——显然他更愿意做个丰富的人，复杂的人。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
周作人提出“教训之无用”，并不单单因为对于受众失望，也与他愈发崇尚宽容精神有关，——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就以宽容为核心融为一体。此前不久写的《中国戏剧的三条路》446有云：“我们平常不承认什么正宗或统一，但是无形中总不免还有这样思想。……将来无论社会怎样变更，现出最理想的世界，其时一切均可以平等而各人的趣味决不会平等，一切均可以自由而各人的性情决不能自由；有这个不幸（或者是幸）的事实在那里，艺术的统一终于不可期，到底只好跳出乌托邦的梦境，回到现实来做自己的一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说，“教训之无用”，于被动的一方是拒绝接受，于主动的一方则是无意强求，——否则岂不成了以自己“性情”的“自由”去获取他人“趣味”的“平等”了么。不仅拒绝别人统一自己的思想，也不应该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别人。然而周作人既不否认思想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于思想本身，而无所谓是否付诸实施——也不排除它仍有可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才说：“对于世间‘不道德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447 这里说的是自己之于别人，他当然也希望别人这样对待自己。此即《〈自己的园地〉自序》所说：“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总而言之，无论作为“言者”还是“听者”，周作人都有意从群众之中脱身出来。
“教训之无用”可以说是负面的意见；对于周作人这位“教训者”来说，还需要有正面的说法以为倚靠。他发表了《蔼理斯的话》448，从蔼氏所著《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中抄录两节话：“有些人将以为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Herakleitos）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Luc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周作人说：“这两节话我最喜欢，以为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前一节是讲自己的立场，后一节是讲自己的职守，均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为背景，而不限于“当下”。这一进程是不断延续，永无止境的；他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传承的角色，不具终极意义，无须固步自封。此种传承且与“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无关，故无所谓“教训之无用”。此前无论标举“人的文学”还是宣扬新村，均是当作“最终解决”的方案提出，现在他将这一前提视为虚妄，予以废弃。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3）
从上述立场出发，周作人在一九二四年初宣称：“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449主要针对此前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而言，因为他的文学观已经随着人生观的改变而改变了。后来他说，此时所作《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及所译蔼理斯《论左拉》“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他总结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450一九二五年伊始，他干脆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