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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始，他干脆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451周作人“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的文学批评生涯，自《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起始，至《人的文学》达到高潮，又以“自己的园地”一组殿后，如今乃告一段落。将来他未必不复谈论此类问题，不过宗旨不一样了。
“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在周作人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将这层意思发挥到了极致。譬如《北京的茶食》452中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喝茶》453中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所体现的都是他因蔼理斯的启发而建立的新人生观。——虽然他在这方面所受影响，并不止于蔼氏一家。举个例子，从前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中介绍过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454就与现在所说颇有相通之处。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4）
这个新人生观，周作人概括为“生活之艺术”。他说：“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他（按指蔼理斯）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455前引文将“无用的游戏与享乐”与“日用必需的东西”，“偶然的片刻优游”与“胜业”并举，不使偏废一端，正是“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蔼理斯所说“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本已蕴涵此意。而当周作人指出：“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则俨然是以文明传承者的姿态出现。——他之所谓“我想订正我的思想”，也就归结于此。
周作人上述《北京的茶食》、《喝茶》，以及同期所作《故乡的野菜》、《济南道中》、《济南道中之二》、《济南道中之三》、《苍蝇》、《苦雨》、《沉默》、《死之默想》等文，意义当然不仅限于宣传一己的观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开辟题为“雨天的书”的专栏。序中有云：“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这里“空想”乃至“随便写一两行”，亦当归在“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片刻优游”之列；或者反过来说，“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偶然的片刻优游”应该理解为“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的手段，而所谓“雨天”显然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实。“雨天的书”这专栏“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456，周作人却藉此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换句话说，他曾经提倡的“美文”，似乎更是落实于此。总括来说，就是：“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无论述生活，忆往事，还是谈思想，记读书，要皆如此。文章写出来有此境地，关键还在写时所持态度——当周作人意识到“教训之无用”，明确了“生活之艺术”，也就尽可“平淡自然”地写他的文章。他比以往更充分地表现自己。谈到“雨天的书”一类文章时说：“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不久他更宣布，“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457，而不再写长篇论文。联系前面提到的“文学小店”关门，可以说文学批评家周作人从此就让位于散文家周作人了。尽管他强调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458但《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等篇，显然更侧重于“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偶然的片刻优游”，在他的创作中，别启“闲适小品”一路。单以文章而论，此前此后所作，除路数相近者如《乌篷船》、《谈酒》外，似乎都不及这批作品名声来得更大。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5）
二
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先是周作人记录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459，继而鲁迅的《我的失恋》又被抽下，孙伏园遂愤而辞职。这对周作人影响自然不小，因为此前他写文章多交《晨报副刊》发表，——情形与此相仿的还有鲁迅。“伏园既然离开了《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板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板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460即如周作人十一月二日日记所述：“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晚八时散。”杂志如期面世，大获成功。不久孙伏园被请去办《京报副刊》，于十二月五日出刊；《语丝》则由周作人实际主编。自此《语丝》及《京报副刊》成了他发表意见的主要阵地。
周作人所撰《〈语丝〉发刊辞》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这番讲《语丝》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京报副刊》，或多或少还可以说此前的《晨报副刊》，更恰切的则是表白周作人自己这一时期文章总的倾向。
四个月前，周作人著文解释他写作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生上的——双重态度：“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那么尽可简单地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461后一方面上承《〈自己的园地〉自序》之“我已明知道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前一方面则接续“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他又说：“我是喜翻筋斗的人，……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意表之内的事，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基于“教训之无用”，对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定位。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6）
此后周作人一再强调这一点。他针对日本厨川白村“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的两本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当时鲁迅的译文正在报刊揭载——和《往十字街头》，造了一个“十字街头的塔”，作为自己现在立场的象征：“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这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而在周作人看来，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终是个人主义者，也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文章中还说：“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他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我这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罢了。”462“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即《沉默》所云第二种方法，“出在街头说道工作”即第一种方法，仿佛判然有别，实则同为一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他看来，远有蔼理斯等，近有《语丝》各位同仁，无不取这一立场。
上述文章讲到“沉默”、“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主要是从“教训之无用”出发；周作人并非没有另外一重考虑。《语丝》上与《十字街头的塔》同期发表了他的《净观》463一文。——“净观”实为“生活之艺术”的核心，而这又特别针对有关两性关系的看法而言；即如周氏所说：“平常对于秽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种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他所以推崇蔼理斯即是这一原由；《净观》谈的则是日本学者废姓外骨，表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秽亵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其实还是同样道理。——周作人说：“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本是法国拉勃来（Fran？ois Rabelais）464的主张。拉勃来“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周氏引为对待日趋严重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禁锢——当时《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都被北洋政府查禁——的态度。虽然他强调说：“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荼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