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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509三一八百日纪念时，他说：“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我并不是自诩先知，预备到市场去挂牌卖卜，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将有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510以后更说：“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511直到去世前一年，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亦已寥若晨星矣。”
四
周作人虽然将三一八与五四相提并论，其实在他看来，“迫压反动的开始”确切无疑，“解放运动的起头”则要打些折扣。将近一年前，他就在《五四运动之功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的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而有关的“妄幻的教训”在于：“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512此话说在女师大###高涨，五卅运动席卷全国之际。周作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两场群众运动，但是如前所述，特别强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并且公开表示：“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513显然不愿裹挟其中，丧失自己固守的个人主义立场。而这一立场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五四运动另一“极大的流弊”即在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514他不免陷于两难境地：既反抗不宽容地打压群众运动的章士钊等，又不愿意加入反抗此种打压的不宽容的群众运动；结果还是一番“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最好的txt下载网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5）
那么五四运动“其功又如何”，周作人明言：“我将如‘大鸦’的回答道，‘没有啦！没有啦！’”——“思想言论之自由已由政府民众及外国人三方面协同迫压，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515这里再次提到“重来”，实与“教训之无用”互为因果；过去仅以“重来”表示对青年的失望，现在则用来概括整个民族无法摆脱的命运。如其所说：“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谍谱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豫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所以在他看来，中国非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变革不可：“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更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换朝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扰乱杀掠。”516——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其不无期待如此；其无所期待，反而深自警惕亦如此。
不久之后，周作人的立场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话说至此，该接着讲三一八了。“迫压反动的开始”，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当时流传一份段祺瑞政府拟予通缉的名单，周作人亦列名其中；及至直奉联军入京，《京报》遭查封，一时只剩下《语丝》可以发表言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使得他对广东革命军的北伐寄予厚望。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所作《南北》517，最能反映他的想法：“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周作人身居北方，却与南方同气相求。他这一时期的言论，譬如反对蔡元培“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一说，指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518以及对“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的章太炎公开宣布“谢本师”，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519都是基于这一新的立场。他还一再著文抨击北方军阀的屠杀暴行520，并对《顺天时报》散布有关南方的谣言予以驳斥521。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6）
在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中，这是一段短暂然而不应忽略的插曲。从前他在《碰伤》中说：“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三一八惨案后，他说“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522，言外之意还是如此。将“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与曾经概括的五四两大流弊“有公理无强权”和“群众运动可以成事”相对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办法是错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属于“对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不再“有公理无强权”，他就以为“可以成事”；从而忽视了归根到底这仍是一场“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谓“自己的责任”之所以独立于群众运动，因为这才称得上“思想的战争”的一方，群众则与此无关，抑或只能居于反动地位；现在以“思想的战争”形容一场实际上的群众运动，说明并未排除“自己的责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众运动得以实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换个说法正是“文艺复兴”、“觉醒”；这样一来，“革命是不会有的”、“赤化也不会有的”之类预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彻底认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尚须时日，或者说，要等到有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之后。
这一天很快到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运》523，标志他的希望开始破灭：“几年前我有过一句不很乐观的话，便是说历史的用处并非如巴枯宁所说，叫我们以前事为鉴戒，不要再这样；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见报上载国民党内讧的新闻，令我更确信以前所说的话是不错了。我们不必说明对于所谓左右派是什么意见，但总之觉得‘太平天国’的影戏似乎在演起头了。无论怎样懂得唯物史观，却不懂得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七十年史，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剧中高呼曰，‘鬼！鬼！’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虽然科学家硬叫他曰遗传。”好比把从前所说“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重述一遍。两天后，周作人日记有云：“植树节，驼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士远处午餐。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他著文颂扬李大钊“以身殉主义”524；并偕同友人保护烈士遗孤：“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525六年以后，又参与筹划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以及联系出版全集。而在当时，更大的打击继而降临：南方开始大肆清党。对此周作人说：“普通只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这惊异也将消灭，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526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战争”或“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被残酷的现实所一笔勾销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并未就此沉默。他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国民性——所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答案就在于此，这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其实是一回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527“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528清党期间“智识阶级”的堕落，尤其使周作人愤怒，先后作《猫脚爪》、《人力车与斩决》、《吴公何如》、《偶感之四》、《功臣》等文，对主谋其事的吴稚晖、参与发议的蔡元培以及置若罔闻的胡适予以谴责。
周作人的国民性批判的对象，“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实际上一总就是他素所质疑的“群众”。如今他不认为其间有任何区别。他的相关思想，也就由“群众观”发展为“阶级观”——讲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思想观”取代了“阶级观”。这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是他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后——所作《让我吃主义》529。该文称：“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