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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8）
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这时他写《北沟沿通信》531，提到重读吕滂《群众心理》一书，觉得“可以发人深省”——这话似乎也针对不久前的自己而言：“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不过周作人的思想仍然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北沟沿通信》系讨论妇女问题之作，他始终坚信凯本德所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因而主张社会有一根本变革；这不能不诉诸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绝不可能实现此点。如其所说：“妇女问题的解决似乎现在还不能不归在大的别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芒然了，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办法呢？方子是开了，药是怎么配呢？”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改办京师大学堂，周作人“当然去职”532，一年多后北平大学成立，才重在那里任教。十月，北京北新书局被查封，《语丝》停刊，周作人与刘半农离家避难，——后者有记载云：“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间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533《语丝》改在上海继续出版，由鲁迅主编，周作人仍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前此后两年多里，周作人共有十一种著译面世：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重新出版所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一九二六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狂言十番》。一九二七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园地》修订本，删去全部“杂文”，补入“茶话”一辑，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534；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535一八八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536。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537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下册。两书收录周作人过去九年间所作杂文，前者“略略关涉文艺”；后者则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虽然并不完全：“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538前述批判章士钊、杨荫榆和陈源的文章，均在此列。以后他说，这“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539。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由旧译《点滴》改订的《空大鼓》，篇目略有增减，最重要的是删去了原来作为附录的《人的文学》等三片文章。新撰序言云：“《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Simple 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较之五四时期自是今非昔比。周作人此后对待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即是“明净的观照”：虽然不介入，却也不回避。而类似说法先已见于《〈艺术与生活〉自序》中，不过这部一九二六年即已编定的论文集交到上海群益书社，却拖了整整五年才得以出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9）
上述诸书中，以《谈虎集》最直接也最充分地反映周作人自倡导思想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编辑出版，给了作者一个反思既往、自我剖析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为此书所作后记有云：“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浪漫气至少要减少了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那一部书。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随意谈谈，对于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这也是从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普通知识中得来，并不是怎么静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怀旧的青年曾评我的意见为过激，我却自己惭愧，觉得有时很有点像‘乡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与灵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仪式经典我都颇感兴趣，对于有些无理的攻击有时还要加以反对；又如各派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众的，与共产党无政府党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琵亚诗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茀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540自此周作人完全自成面貌，与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先前并肩作战的鲁迅和近来颇显生分的胡适在内——判然有别。在他乃是性格、爱好、思想、学问所致，亦是当下时势使然：“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地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豫感，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年前便怕的是这个，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0）
对于周作人来说，不仅仅是“心思”有所变化，他继而宣布：“从今年起（或者不如从龙儿年起更为合式），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不问国旗，恐怕不能写什么文章，……”541不过一时未能实行，《语丝》仍不断刊出他的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开辟“夜读抄”专栏，但仅登载两次即告中止。介绍旧译《黄蔷薇》时，他说：“不知道在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人很攻击过革命文学，对于阅读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件事也大加非难。到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