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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在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人很攻击过革命文学，对于阅读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件事也大加非难。到了现在，大家都大谈其革命文学了。我虽然对于革命文学仍然不很热心，但觉得阅读弱小民族的文学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英法德义，但莎哥嚣，本来值得也应该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们的灵魂，表现在文学上面，我们当一样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国人更应对于他们感到亲近，古诗人说：‘贼能知道贼的足迹’，现在可以改说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542——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周作人亦被牵连在内，因为语丝派仍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543有云：“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何大白《文坛的五月》544则说：“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他们有的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有的在帝国主义武装保护的北京城中，翻译着古代希腊的恋歌，日本武家专政时代的俳句，一面却高撑着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来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只这两个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经够叫我们看出他们的矛盾和无聊赖了。”此前编订《艺术与生活》一书，周作人重视的是自己今昔的变化；现在受到攻讦，他却强调不变的一面。他之所以重新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乃是自觉比“革命文学家”更能理解中国的现实——这也可以形容为“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译独幕剧《婴儿杀害》亦可看作这类作品，虽然作者山本有三并不属于“弱小民族”。革命文学甚嚣尘上之际，周作人藉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本篇声明系‘社会剧’，究竟他的文艺的价值如何，社会的意义如何，在我外行是说不上来。但我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总是应该‘打倒’的，而文学却也非是宣传，——他不是别种东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沁到人心里去燃烧起来再发出为言语文字，这样可以成为好的文学，是动人的艺术而非符咒或号令。”545他既已根本否定“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也就将自恃萌生于此的革命文学看作无稽之谈——无非是与“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同一性质的“别种东西的手段”罢了：“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账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546自此他就站在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的对立面，将其视同“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予以反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1）
面对“反动运动之到来”，周作人所作《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等文，虽由不同话题而起，却都归结到一点上：“第一重要的事，青年必须打破什么东方文明的观念。……这种幼稚的夸大也有天真烂漫之处，本可以一笑了之，唯其影响所及，不独拒绝外来文化，成为思想上的闭关，而且结果变成复古与守旧，使已经动摇之旧制度旧礼教得了这个护符，又能支持下去了。”547而这不过是他早已指斥的“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而已。周作人说：“我所最怕的是复古的反动。现在的中国却正在这种反动潮流之中，中西医的争论即是新势力对于旧势力迫压之反抗的一种表现，所以它的成败是很可注意的。新势力的反抗当然发现于种种方面，唯关于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几乎统以‘赤化’之名而被压倒，只有医学以系纯正科学之故，虽其主张不与‘国粹医’相合，尚未蒙‘准###’之徽号，可以自由说话。倘若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时反动便已大告成功，实现了右倾派的理想世界，有力者与下民‘相安一时’，虽袁吴段张之盛世也要相形见绌了罢。”548因此他对宣传“新医学”的丙寅医学社549及“医学周刊”特予支持。周作人藉此阐明了他的文明观：“世间常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东方文明高于西方文明，我总不能了解，我想文明总只是一个，因为人性只是一个，不过因为嗜好有偏至，所以现出好些大同小异的文化，结果还总是表示人性的同一趋向。……我想世界也只有一个学问，一个艺术，但也因闻道有后先之故，生出种种形相，实在是等级程度之不齐，并不是什么‘质’上面的分别。”550他之孜孜不倦介绍古希腊以降的世界文明，动因即在于此。
北伐成功后，周作人对于现实更感绝望：“北京现在已经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据不佞的观察，自然是后者为近——本来这革命也就只是招牌，拿到北京来之后必然要更加上一层油漆了。”551“此刻现在，风向转了，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的呢，我们惊弓之鸟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实在不禁急杀恐慌杀。”552面对现实，无疑是这般感想；反观历史，却不免觉得似曾相识——不过是彻底印证了他一年多前说的“历史的用处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而已。于是乃作《历史》553一文：“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人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僵尸！僵尸！’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重来”不仅是周作人的现实观，更成了他的历史观，——假如以此为前提，那么迄今为止针对现实所发种种议论，即便不算隔靴搔痒，至少也是舍本求末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停止了《语丝》上“随感录”之类的杂文写作554，同时作《闭户读书论》555，重申了自己“暗黑的新宿命观”：“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进而宣布自己将要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这当然有迫于现实的考虑——此番真如拉勃来之“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了；用周氏自己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实乃“追根溯源”之举。此即《〈空大鼓〉序》所说“明净的观照”。周作人所要考察的“史”不仅是书本，还包括中国整个文化传统和一切固有观念在内，其主要工作遂由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未必一定脱离社会实际。《闭户读书论》标志着他自《〈谈虎集〉后记》起的思想转折和人生转折业已完成，他的一生就此进入新的阶段。
半年后，周作人据《旧约·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云云而作《伟大的捕风》556，可以看作对“可以得道”的进一步强调。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然而又说：“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结论则是：“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重来”；另一方面则是“伟大的捕风”——从“教训之无用”到“闭户读书论”，他的思想一总凝聚到这样一个意象之中。（＇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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