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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51。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 Doyle）52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鹨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 Poe）53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 Gold 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54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1）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55，《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56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57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58，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70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3）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4）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