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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156，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罗达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曾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弧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161，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 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 164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165，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166。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 167，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68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169；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170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1）
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171。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172可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兴趣，始终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年代；他特别强调当时日本还未被“西洋化”，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之中。后来他将坂本文泉子反映“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173的《如梦记》（《夢の如し》）译成中文，也是寄托某种怀念之情。对于明治文学，周作人亦自有所取舍。他在日本期间，自然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则不为所动；周作人的口味明显偏向于后一方面，所喜欢的作家均属非自然主义文学阵营。这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也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174日后兄弟二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将自然主义之作排除在外。这似乎体现了某种倾向，即对于文学本身的成就更其看重，同时又要求它能够传达人生更普遍、更具概括性的东西。周作人离开日本之前，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石川啄木等已陆续登场，也都为他所关注。武者小路实笃以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一九一〇年据丹福特（Beatrice Danford）175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A Sárga Rózsa）。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从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176现在大哥不在身边，他则过着如自己所说的“游惰的生活”177。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2）
《黄蔷薇》系育珂摩耳一###三年所著“牧歌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178，译本初名《黄华》。周作人说：“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179所谓“以人国故”，仍可归结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一贯立场；“以艺术言”，则为译者素所强调，而这小说更写得宛如优美的诗篇一般。由此书还可上溯至古希腊牧歌诗人谛列克列多思和田园小说作者朗戈思（Longos）180，这与有关风土人情的介绍，都属于周作人新的兴趣所在。以后他更直接译介了谛、朗两位的作品。对周作人来说，《黄蔷薇》好似一座桥梁，把“弱小民族文学”与古希腊联系起来；就像当初他译《红星佚史》，将曾经推崇的林译小说与希腊神话联系起来一样。此书译成，久久未能面世。也许是仍取《域外小说集》一路译法，小说内容又不以情节取胜的缘故。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托蔡元培以六十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过了七年，方获出版。
周作人侨居日本，对该国政治无所关心，然而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以谋杀天皇罪名处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却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 ”181。后来他说：“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为一转折点。”182这可能也是周作人认识日本的转折点。谈到日本，他总是赞颂其美好者而攻击其丑恶者，后一态度大约即肇始于此，虽然写为文章，还在多年以后。而在当时，他所论议的却是中国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为《炭画》写的小引有云：“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乃系针对朝廷当时所搞的假立宪而发，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183。此种不为表象所蔽而直达本质的眼光，嗣后论及时事，常常有所体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绍兴公报》揭载的《文明之基础》一文则云：“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可闻当初与鲁迅同为《河南》撰稿的遗响。周氏发表了两篇《古希腊之小说》184，分别讲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诺斯的《信史》（Alêth？n Diêgêmat？n）185，是他有关古希腊文学最早的介绍文章。这一年里，他还曾“为《绍兴公报》作《安兑尔然传》、《希腊拟曲》、Ephtaliotis著《老什诺思》”18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五月鲁迅东渡，促其返国。大约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18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预言的，故国“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188。不久周作人写诗一首，抒发对于将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怀念之情：“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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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1）
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189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190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191，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偅＇，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