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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寿衣挑到手软。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手工绣花，福寿字，缎面，金丝绣的垫子，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雅致且古色古香。
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变成了生前的模样。
我是最不被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显出这个特质，譬如有一个下雪天，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妈妈说该打，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爸爸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在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大，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得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坠入了阿鼻地狱。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弟弟的出生。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在父系，伯父没有孩子，叔叔还没结婚，当然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而在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舅舅，死于战乱，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姥姥与妈妈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有了弟弟，我就被她们抛弃了，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真的就是地狱，何况，在弟弟出生之前，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希望有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幻想着妈妈会为我的死流泪，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每每想到此时，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屡屡想向妈妈证明自己：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得各种各样的奖，少先队大队长，优秀少先队员……这一切在妈妈看来，统统是零。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我朗诵的是《金色的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妈妈看，妈妈却不屑一顾，只叫我快去清扫炉灰——那时，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妈妈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但依然要感谢妈妈。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因为她，我学会了画画、唱歌、绣花、织毛衣、钩网袋、编杯子套……有一回她翻箱子，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厚厚的有一叠，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妈妈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妈妈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然而姥姥把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拿出来，我一下子就傻了——和那样的精工巧制相比，我的作品实在乏善可陈。
十五六岁时又给妈妈织了一件毛背心，是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织成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她穿着，心里便有种莫名的欣喜。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早已长大成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妈妈总是很喜欢听我们讲，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记忆都有偏差，生活，就象是《罗生门》，每人眼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总要吵成一片。
妈妈是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四五届管理系的毕业生，当时的管理系，只有寥寥几个女生。妈妈的英文很好，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英文作业，那种花体字的英文细如发丝，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妈妈写一笔好字，留下墨宝不多，却件件珍奇。妈妈写了六十年的日记，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写，那样工整的蝇头小楷，现在的人，怕是怎样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了。
告别的那一天，我们电视剧中心的领导去了，送了三个花圈，他们说，你妈妈的相貌好慈祥啊！妈妈的遗象在微笑着，音容宛在。最后的时刻，从美国赶来的姐姐握住妈妈的手，唱了一支小时候妈妈教给我们的歌：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风吹来，蝶飞来，将花儿采，倘若惹得诗人爱，那么更开怀！
我们一起加入最后的合唱，柔和低缓的歌声中，母亲的灵魂驾鹤西行了……
徐小斌，著名作家、编剧、画家，北京人。出版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德龄公主》等作品，另有《徐小斌文集》五卷本行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
梁晓声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
总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去。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那就是“大活”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酷暑，顶严寒，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大抵是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拒在“国营”体制以外的人。
按今天的说法，是些当年“自谋生路”的人。有“玻璃匠”的年代，城市百姓的日子普遍都过得很拮据，也便特别仔细。不论窗玻璃裂碎了，还是相框玻璃或镜子裂碎了，那大块儿的，是舍不得扔的。专等玻璃匠来了，给切割一番，拼对一番。要知道，那是连破了一只瓷盆都舍不得扔专等锔匠来了给锔上的穷困年代啊！
玻璃匠开始切割玻璃时，每每都吸引不少好奇的孩子围观。孩子们的好奇心，主要是由玻璃匠那一把玻璃刀引起的。玻璃刀本身当然不是玻璃的，刀看去都是样子差不了哪儿去的刃具，像临帖的毛笔，刀头一般长方而扁，其上固定着极小的一粒钻石。玻璃刀之所以能切割玻璃，完全靠那一粒钻石。没有了那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一把新的刀便一钱不值了。玻璃匠也就只得改行，除非他再买一把玻璃刀。而从前一把玻璃刀一百几十元，相当于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对于靠镶玻璃养家糊口的人，谈何容易！并且，也极难买到。
因为在从前，在中国，钻石本身太稀缺了。所以从前中国的玻璃匠们，用的几乎全是从前的也即解放前的玻璃刀，大抵是外国货。解放前的中国还造不出玻璃刀来。将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固定在铜的或钢的刀头上，是一种特殊的工艺。
可想而知，玻璃匠们是多么爱惜他们的玻璃刀！与侠客对自己兵器的爱惜程度相比，也是不算夸张的。每一位玻璃匠都一定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套子，像从前的中学女生总为自己心爱的钢笔织一个笔套一样。有的玻璃匠，甚至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双层的套子。
一层保护刀头，另一层连刀身都套进去，再用一条链子系在内衣兜里，像系着一块宝贵的怀表似的。当他们从套中抽出玻璃刀，好奇的孩子们就将一双双眼睛瞪大了。玻璃刀贴着尺在玻璃上轻轻一划，随之出现一道纹，再经玻璃匠的双手有把握地一掰，玻璃就沿纹齐整地分开了，在孩子们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的父亲，便是从前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亲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它对于他的父亲和他一家，意味着什么不必细说。
有次我这位朋友在我家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我听他娓娓道来，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他十岁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从此他父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一发脾气，他就首先成了出气筒。年纪小小的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冷漠。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关爱他和弟弟妹妹。他暗想，自己因而也有理由不爱父亲。他承认，少年时的他，心里竟有点儿恨自己的父亲……
有一年夏季，他父亲回老家上办理他祖父的丧事。父亲临走，指着一个小木匣严厉地说：“谁也不许动那里边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话主要是说给他听的。同时猜到，父亲的玻璃刀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但他也毕竟是个孩子啊！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会对之产生好奇心呀！何况那东西是自己家里的，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普普通通的小木匣里！于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他打开了那小木匣，父亲的玻璃刀果然在内。但他只是将玻璃刀从双层的绒布套子里抽出来欣赏一番，比划几下而已。他以为他的好奇心会就此满足，却没有。
第二天他又将玻璃刀拿在手中，好奇心更大了，找到块碎玻璃试着在上边划了一下，一掰，碎玻璃分为两半，他就觉得更好玩了。以后的几天里，他也成了一名小玻璃匠，用东捡西拾的碎玻璃，为同学们切割出了一些玻璃的直尺和二角尺，大受欢迎。然而最后一次，那把玻璃刀没能从玻璃上划出纹来，仔细一看，刀头上的钻石不见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毛了，手也被玻璃割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使用不得法，刀头上那粒小之又小的钻石，是会被弄掉的。他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掉的，可能掉在哪儿了。就算清楚，又哪里会找得到呢？就算找到了，凭他，又如何安到刀头上去呢？他对我说，那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甚至，是惟一的一次重大事件。以后他所面临过的某些烦恼之事的性质，都不及当年那一件事严峻。他当时可以说是吓傻了……
由于恐惧，那一天夜里，他想出了一个卑劣的办法——第二天他向同学借了一把小镊子，将一小块碎玻璃在石块上仔仔细细捣得粉碎，夹起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小的一个玻璃碴儿，用胶水黏在玻璃刀的刀头上了。那一年是1972年，他十四岁……
三十余年后，在我家里，想到他的父亲时，他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当年，我并不觉得我的办法卑劣。甚至，还觉得挺高明。我希望父亲发现玻璃刀上的钻石粒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