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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辣椒为什么成为精神的象征？（4）
而且，同样是爱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却表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湖南不同地区的年轻女性，也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通常认为，常德一带的妹子泼辣能干，个性张扬，作风干练，口才不俗，与《辣妹子》渲染的风格比较接近。益阳一带的妹子婉约柔和，脚踏实地。岳阳一带的妹子性格内敛，心思细密。衡阳一带的妹子比较豪爽，但言语不多。邵阳、娄底一带的妹子性情刚烈，内秀于心，勤劳务实。怀化一带的妹子聪慧能干，善解人意。吉首和张家界一带的妹子淳朴耿直，待人诚恳。永州一带的妹子心思小巧，气质灵秀。郴州一带的妹子单纯朴直，古道热肠，具有些许川东和重庆妹子的特征。株洲妹子敏于学习，性情恬淡。湘潭妹子心性爽朗，识见不凡，追求执著。而省会长沙一带的妹子，则融合了各地的风格，兼有各地区的特性，主要特征是灵秀聪慧，热心助人，好学上进，情感细腻，举止端庄，口齿清晰，颇有淑女风范。
当然，上面这些只是一些大致的印象，非常笼统，放在每一个具体人身上，都不一定准确。重要的是，这里要说明一个意思：湖南妹子具有非常丰富的个性，无法套进一个模子，可谓姹紫嫣红，风情万种。如果用一个“辣”字来作为她们的象征，那一定是指她们的思想品格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具有强烈的追求和梦想，具有明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分清大是大非，因此具有大致统一的审美倾向和求偶标准。另外，她们身上也体现出湖南人霸蛮的精神。其实，这些思想品质，都集中从她们的先辈唐群英、杨开慧、向警予等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在近现代的湖南女性当中，有一些人开了历史的风气之先。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丁玲则是现代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湖湘学者彭漱芬教授在《丁玲与湖湘文化》一书中，用了不少笔墨分析这位湖南人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个性气质，并将之归结为“蛮”、“倔”、“辣”。彭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丁玲秉承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在谈到以“辣”来概括的精神特质时，她说“这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秉赋个性的主调”。
熟悉丁玲的人都知道，她对事业的态度是热情火辣的，待人接物也是火辣辣的。“湖南人的朴实勤奋、火辣热情、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怕鬼、不信邪的乡俗民风，在丁玲身上有最为明显的标记。”
“辣”，也是倔强的象征。丁玲就是一位倔强的湖南人。只要她认定是正确的，就一条道走到底，十条牛也拉她不回转，“虽九死其犹未悔”。丁玲自己说过：“青年时代我表面温顺之下是掩藏了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杂志曾为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她回答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
彭漱芬教授分析道：“这话颇为‘辣人’，这家杂志编辑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但丁玲为什么这么反感呢？不外乎有这么些原因：如不愿因为女子而接受特殊待遇；也许还有一种想法，即自己的作品与男性作家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并不需要‘照顾’。这些都体现了丁玲的‘辣’和‘傲’。”
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1）
湖南人的血性和火辣的性格，并没有冲昏他们的头脑。哪怕是湖南的军人，也并非只逞匹夫之勇。在曾国藩湘军的将领中，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似乎只有一个鲍超，他还是个四川籍的将军。所以说，湖南人豪迈的性情，并没有影响他们用脑子思考问题。
湖南人爱学习，重思考。由于经过了移民和接纳贬官的大融合，湖南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收并蓄的功能。只要是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不管来自何方，不管出处是哪里，都特别容易影响湖南人。
湖湘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注重阐述自己的精神内涵，并且从许多源头来解释集大成的来由，而没有确立祖师的权威，没有严格限定香火的延续，也没有立下任何清规戒律，更没有形成一个正统学派的小圈子，或者分裂为互相争执不休的支流。也就是说，湖湘文化在整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是不拘一格的，它的历史进程始终处在非排外的包容的状态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于湖湘文化很难找到明晰的界定，它与其他文化的界限总是那么模糊，又总是有着那么多的纠葛，它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随时都准备接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参与。不仅外省人觉得要对湖湘文化做一个概括颇费琢磨，就连湖南人也往往觉得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因此，人们来到岳麓书院，不是并且也无法参拜或瞻仰某一位宗师，仅仅是凭自己的灵性，去感受一种文化氛围，去体会一种文化的精神。
在近代中国，湖南人率先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文明，并且率先走出了国门。湖南军事家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湖南人郭嵩焘是出使欧洲的第一位中国外交使节。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时代，西洋文明已经凭借武力敲开了中国的门户。西洋人和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经商、办工业，霸占并经营管理着租界。湖南的大学者魏源和湘军的领袖们，包括从湘军阵营中分支出去的淮军领袖李鸿章在内，都看到了洋人武力强大，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于富国强兵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中国处在多事之秋，担心洋人插手中国的内战。
在湘军攻下安庆之后，胡林翼到曾国藩那里住了几天。胡林翼要搭船回武昌，曾国藩把他送出安庆南门外的码头。他们看到，万里长江，夕阳映照，江山如画，湘军水师的战舰正在缓缓由下游向上游航行。两人正得意于风卷军旗如画的豪迈境界，只见洋人的军舰从下游飞速驶来，鸣着汽笛，转眼就超过了湘军水师的战船。军舰上，乌黑的大炮闪闪发亮，外国的旗帜迎风招展。洋人的军舰掀起的巨浪竟将湘军的一艘战船掀翻。湘军水师忙于跳水救人，而洋舰上的水兵则在哈哈大笑。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啊，洋人的军舰如此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有血性的中国人见到这样的场景，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胡林翼看了一会儿，突然口冒鲜血，昏倒在地。
胡林翼醒过来的时候，对曾国藩说：“太平天国好对付，难对付的只怕是这些洋人啊。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看来不能再等待了！”胡林翼受了刺激，回到武昌后没几天就去世了。
湖南人胡林翼在去世前感到紧迫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搞洋务运动，他应该是清朝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官员吧。曾国藩即刻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师夷长技”，开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来，安庆制造局成为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
曾国藩引进外国的技术制造枪炮，为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做准备。在安庆，他接见了从海外回来的容闳，叫他立即去上海筹办江南造船厂，放手发展洋务。他还派人去苏北寻找在高邮任知州的魏源商量大计，可惜魏源早已自动弃职回邵阳老家去了。
曾国藩虽然没有找到魏源，仍然和李鸿章一起倡办洋务运动。他让李鸿章自创淮军，全部配备洋枪洋炮，并且采用“泰西阵法”，对军队进行了改革。
左宗棠的开放意识似乎比曾国藩更强。他向洋人贷款平定西北，平定新疆，引进德国的设备开创西北近代工业。在这之前，他已在东南沿海开设了福建造船厂，修建了马尾军港，建立了南洋水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还是在南洋水师之后建立的。
晚年的曾国藩行动不便，常常坐在地球仪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图画，上面是曾纪泽兄妹陪伴父亲看地球仪的情景。不管曾国藩在想着什么，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欣赏蓝色的海洋，却是无可置疑的。曾国藩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想着什么，从他奏请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继读书人带兵打仗、创建一支强大的地方军队之后，第二次开风气之先了吧。而这一次的开创，更需要开阔的思维、开放的心态，以及创新的勇气。
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2）
不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都没有看到的是，外国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日本人却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就不仅已经看出了西方科学技术比自己发达，而且也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胜过了他们的封建政治，因而在努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日本很快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人不久就看到了自己认识中的局限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人出国留学成风，其中以到日本留学的居多。湖南人发现，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了，也要割地赔款开通商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打输了，更要割地赔款。头脑清醒的湖南人对清廷失望了，不再对爱新觉罗的子孙抱有任何幻想。
曾国藩、李鸿章和奕訢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丧师折舰、割地赔款，竟然全部破产。洋务运动耗费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积累的国家财产，单纯地追求船坚炮利，却不去触动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维新思想开始兴起，甲午是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思想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湖南人开始把更大的热情倾注于国家的存亡。
用西方科技武装起来了的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日本又是中国必须认真审视的国度。日本，同样是被欧美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国门而走上维新变法之路的。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不到一百年，日本就跻身世界经济军事强国的行列。日本为什么会在短时期内走上富强之路，个中奥秘有待中国人探寻。
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人，其中特别是湖南人，提出要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到我们敌人的国度去学习。这不仅符合曾国藩和李鸿章提倡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也符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去日本留学有几个好处：路近，省钱，文字困难小，是培养学贯中西人才的捷径。
湘军将领刘坤一和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向朝廷奏请派学生留日，同时开辟了官费留学与自费留学两种途径，这两种方式至今仍被沿用。毫无疑问，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举措。1896年，清廷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十三名，此后赴日留学成风。湖南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学热中最著名的省份。
1904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有二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湖南籍学生占了三百七十三名，大约每六个中国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湖南人。1910年一年中，湖南留日学生达到两百人。他们当中有后来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的黄兴、蔡锷和宋教仁等。另一些著名的湖南人程潜、谭延辏А⑿芟Ａ洹⒀疃群统绿旎捕际橇羧展槔吹摹５蹦晗婢浇〉氖焙颍庑┤嘶故侵赏缃袼亲魑婢暮蟠颂窖罢戎泄牡缆罚扇×肆硪恢侄氛姆绞剑こ龉帕粞В蘸螅墙晌傲海晌泄巴镜闹髟住�
湖南人走出国门之后，这些清朝皇帝的子民们，为维护清朝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湖南人的后代们，渐渐地悟出了本国国运衰败的原因，并不全是“船不坚，炮不利”，中国的封建制度才是最大的弊端。中国的落后，实在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他们喝着洋墨水成长，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黄兴、蔡锷、宋教仁这一代人，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当成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奋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发誓要把帝制埋葬。
这一大批湖南人，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人和学者，受到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思想的洗礼，开始致力于创建新的民主政治体系。黄兴率先组织力量，要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宋教仁为议会制度鼓与呼，是第一个为确立议会政治流血而死的中国人。蔡锷是第一个挺身反对历史倒退的军人。湘西人熊希龄则竭尽全力组建中国的第一个责任内阁。护国运动也好，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中国推行新的政治制度而战。三民主义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还是在为政治制度而战。这是随着世界历史的潮流而迈出的步伐。湖南人以博大的胸怀，为新生事物在中国生根发芽而献身。
湖南人对于国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