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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南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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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被出卖了。这个如此诚实可爱的湖南人遭到背弃和暗算,是中国的一出大悲剧。他为了挽救败局,把性命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押在一个被封建官僚习气浸得发臭的实力派人物身上,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不是不知道有可能被对方出卖,但他指望激将法或许能够打动对方,为一个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实现的指望,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努力失败了,他就坦然地付出自己的脑袋。
  第二天黎明,光绪照常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从此被囚禁瀛台,慈禧又公开玩起了“垂帘听政”的老把戏。清军开始大规模地通缉捕杀维新人士。
  谭嗣同却不逃命。他在住处收拾东西,将多年撰写的诗文稿件和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提着箱子来到日本使馆,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定将自己的死当作对国人心灵的呐喊,以期唤醒沉睡的国人。他愿意死,却义薄云天,懂得珍惜别人的生命,敦促梁启超赶紧逃生。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认为中国需要有志士生存,也要有志士牺牲。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梁启超,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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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3)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大刀王五贿赂狱中官吏,使他免受许多皮肉之苦。王五曾邀约天下义士,准备劫狱。他们趁送饭之机,告诉谭嗣同:大家将采取行动。谭嗣同摇头拒绝,在狱中一边唱歌,一边吟诗,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闯将,他们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慈禧的后党担心夜长梦多,顾忌外国干涉,更害怕民众起而抗议,决定尽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行刑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
  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对围观的民众大呼:“为了救国,我愿洒下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尽其忠诚去反抗篡权。”百姓们麻木地看着他。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谭嗣同仍然从容自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志士一起,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人们将他的骨骸运回原籍,葬于浏阳城外的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告别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湖南人的血性。他不逃生的理由很简单:他要开中国变法的风气之先,他要树立一种前无古人的英雄风范。
  谭嗣同活着就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只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他的死也就与他的生无异。献身是他发挥才干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愿退缩到自我狭小的圈子,这是湖南人精神的典型。当他觉得没有更好的武器为社会奋斗时,他选择了最有用的利器:自己的死亡。
  谭嗣同的死亡不是消亡,不是沉寂,而是一声嘹亮的号角,一声振聋发聩的震吼。他的死亡获得了生命的最高意义。他血性的形象,穿越百年沧桑,让湖南人的精神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谭嗣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演绎了湖南人的勇猛和血性。他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死亡吓不倒湖南人,那么湖南人就不会害怕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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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要为天下奇(1)
湖南人黄兴曾应人所请,书写对联一副:“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他代表湖南的男人显露了最高的志向:做人要做奇男子。黄兴一生为奇男子所做的注解,不是追求怪诞乖戾,而是做人要大气,要展现人格的魅力。这种魅力第一要实在,要平易近人,多立功勋,却不争名逐利。
  奇男子,伟丈夫,要有大才,要有能量,大智大勇,有抱负,能担待,恻隐慈悲,情操高尚,大肚能容,真诚坚忍,顶天立地。这一切,黄兴都做到了。
  黄兴的作为,表明了湖南人对人格魅力的追求。他说出了“男儿要为天下奇”的意愿,也为湖南人树立了令人叹服的楷模。
  黄兴是长沙人,字克强。他给人的外表印象是体力过人,少年时就能用一只手举起百斤的担石,还拜师学过乌家拳术,颇有武林人士的风范。但他的文才同样优秀,“文似东坡,字工北魏”。他十四岁进入岳麓书院,十九岁进入城南书院,二十二岁中秀才。由于成绩拔尖,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他非常赏识,保送他去日本留学。
  黄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自幼习武,自然爱好军事。他在课余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甲午战争中,日本窥视中国东北,黄兴和其他留学生组织抗战义勇队。他与陈天华决定回国发动起义,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国家。
  黄兴仰慕谭嗣同,曾在笔记中写道:“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但他平时沉默寡言,外表端敏慎重,清朝官员察觉不到他的内心的反叛。
  黄兴回到湖南以后,长沙明德学堂聘他任教,并兼任学监。他在学校里联络同志,宣传革命思想,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二十多人,创立反清组织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由于行事低调,不曾招人耳目。他身着体操服,举止却非常儒雅,绝口不谈政治。
  黄兴联络会党,议定在第二年秋天,乘慈禧过七十岁生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不幸的是,这次甲辰起义因泄密而失败。黄兴再次东渡日本,计划组织一个庞大的反清集团。他约好宋教仁、陈天华、陈潜和赵恒惕等湘籍学生,联合各省一百多名学生,组成革命同志会。
  黄兴得知,马福益在甲辰起义流产后辗转到了湘西,准备在洪江起事。黄兴顾不得清廷正在通缉他,秘密乘船回国,和谢祺一起,从上海运送枪械到汉阳,再从汉阳用木船转运到洪江。过轮渡时,四名湘军搜查违禁物品,发现了枪械。他们只好拔枪出击,上岸逃跑,通知哥老会取消起义。黄兴扮作商人去了汉口,再次远赴日本。
  此后不久,孙中山从马赛乘船抵达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热烈欢迎。孙中山得知华兴会著名首领黄兴就在东京,便想与他结识。黄兴的心情也是一样。
  通过日本人宫崎的介绍,孙中山和黄兴在神东坡湖南留学生聚居地见面了。两人一见如故,促膝交谈,从反满谈到建立同盟,愈谈愈投机。黄兴将在场的华兴会骨干引见给孙中山。随后,他决定与孙中山联合,召开在日革命派联合大会。来自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聚一堂。孙中山高兴地说:“全国十八行省,只有甘肃一省缺席,看来革命事业正旺,成功为期不远了!”大家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确定同盟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黄兴提请加入同盟的人立下誓约,推请孙中山起草同盟的誓词。
  入盟仪式结束后,孙中山把黄兴单独叫到里屋,给了他单线联络的暗号。然后,孙中山向众人致词:“自今日起,诸位已不是清朝人了!”话刚讲完,会议室后面的长椅子訇然扑倒,众人大惊。孙中山却笑着说:“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众人转惊为喜,都鼓掌庆贺。
  不久,两百多名会员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
  刘揆一等湖南籍留学生,一开始并不赞成孙黄结盟,湘粤联手。他们说,为什么要放弃华兴会的理念,屈从于兴中会呢?但湘粤联手革命成为事实之后,他们就全力以赴,不存二心。新组合的同盟会大造革命舆论,又注重革命准备与军事行动。他们养精蓄锐,广纳贤才,黄兴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从中选拔坚定分子组织“丈夫团”,为武装起义准备力量。对清廷新一轮的暴动又将开始了。
  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建立同盟会时,湘潭人刘道一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联合湖南几名会党首领,动员三万多人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遣国内的会员在周边几个省动员军队响应。
  然而,起义军只坚持了三天,又不幸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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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要为天下奇(2)
黄兴潜伏在香港策应起义,刚刚返回东京,得知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等人牺牲的凶讯,悲痛不已,和刘道一的胞兄刘揆一抱头痛哭。
  一个又一个湖南人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湖南人站了起来。萍浏澧起义的失败,更激起了黄兴的斗志。他想到,湖南会党精锐损失殆尽,暂时无力暴动,那就到南方边陲去暴动吧。他集中精力策反广东新军。不料军人与警察发生的一场冲突,暴露了起义计划。这件事惊动了粤督袁树勋。他下令严加查办,加强戒备,严防革命党举事。
  起义的机密泄露了,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倪映曲率新军在广州城郊起义,三千名新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城。清军借口商谈起义条件,把倪映典诱骗到军营,趁他出营时将他乱枪击毙。起义军失去了指挥官,坚持激战一个多小时以后,退往白云山一带。
  不久,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一支八百人组成的敢死队去广州发难。敢死队员分别来自湖南等省和海外的同盟会组织。起义前,他们给同志、父兄和妻子写好了绝命书。
  黄兴从香港赶到广州,担任起义的指挥。
  起义的枪声打响,黄兴率领一百六十名队员,臂缠白布,脚穿黑面胶底鞋,手执炸弹和枪支,用海螺吹响进军号,冲进总督署。同时,喻培伦等人也从后面炸墙而入。起义队员打垮了总督署的少数卫队,击毙清兵管带,冲进第二道门,直奔后堂。两广总督张鸣岐在主持治安会议,听见激烈的枪声,马上翻墙逃到水师行台。
  起义队伍纵火焚烧了总督衙门,兵分三路,分头攻打督署公所等地,途中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遭遇,在东辕一带展开激战。黄兴右手的两个指头被打断了,仍然坚持射击。
  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巷战,人员越来越少,最后各自为阵。喻佩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敌人见了无不丧胆。他一直战到弹尽被捕。最后剩下黄兴一个人,退到一家小商店,用肩膀撞破门板进入店内,隔着门板朝外射击,又击毙七八名清兵。敌人退却后,他化装逃到河南一个革命机关,找到女同志徐宗汉,包扎好伤口,隐蔽起来。三天后,徐宗汉护送他去香港。起义失败了,黄兴却遇到了终生伴侣。两人在战斗中结下患难之情,后来结为夫妻。
  在这场激战中,其他三路没有出动,只有黄兴的第一队孤军作战。陈炯明和姚雨平的两队已到广州,袖手旁观,胡敦生那一队有一百五十人,多数还在香港。
  广州起义后,遗骨枕藉,情状非常凄惨。同盟会的广州机关秘密筹划收葬烈士遗体。会员潘达微请求各善堂掩埋烈士,善堂董事会成员徐树棠感于烈士们的忠义,将红花岗一段地区拨作葬地,并提供棺殓营葬。下葬时,云幕低垂,细雨蒙蒙。最后一口棺材下葬时,潘达微环顾四周,仿若见到黄花一片,便将红花岗改称为“黄花岗”。后人将这次广州起义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兴在向同盟会总部所做的起义汇报中,怒斥姚雨平和胡敦生坐视不救,表示对陈炯明深恶痛绝,说他目光阴险,必须把他除掉,免留后患。报告写完,一个伤指开始溃烂,另一个指头将断未断。
  徐宗汉把他护送到雅丽医院,把溃烂的手指切割了。
  孙中山后来曾高度评价黄花岗起义。他说:“斯役之价值,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存。”
  革命党在黄花岗起义中丧失了全部精锐,黄兴非常气愤,打算亲自拼命暗杀李准和张鸣岐等人。孙中山急忙来电劝他不要莽撞。他说,他历来不赞成暗杀,革命党应该光明磊落。但是黄兴杀红了眼,要求孙中山汇款两万元。款子一到,他便组织暗杀团。不久,满人将军风山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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